简介：由于《刑法修正案（九）》第四条＂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制度规定存在语言不详的情况,采用文理解释者认为：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用了吸收规则,即有期徒刑与拘役数罪并罚时,由有期徒刑吸收拘役。这一见解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也不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应采伦理解释＂折算有期徒刑执行规则＂,即拘役和有期徒刑并罚时应当按照拘役1日折抵有期徒刑1日的规则将拘役折抵成有期徒刑,并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最后应执行的刑期。这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而且还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在量刑的具体操作上,折算规则的适用具有刑法依据、折算的现实基础以及司法操作的便捷性。

简介：对新刑诉法第１２条规定的原则从语法学角度和逻辑学角度分析，应称之为“确定有罪权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该原则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最终确定有罪权，这一原则蕴涵着两大诉讼价值观念：控审制衡观念和审判重心观念。

简介：<正>关于议行合一的含义,有必要从议行合一的始源——巴黎公社谈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

简介：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划分是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前提条件，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则是其存在的内在根源。公示制度是维持物权法定的技术手段，不能作为判断权利性质的标准。物权法定并不违背意思自治的精神，我们应该摒弃立法、司法和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

简介：“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考虑“先刑后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刑事犯罪和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织的案件中，这类案件大量存在，对其处理是否先审刑事部分，后审民事部分，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存在难以协调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无明文规定对刑事和民事交织的案件必须先审刑事部分，后审民事部分；二是有人认为先审民事部分并不会影响对刑事犯罪追究；三是法院在收取了诉讼费后，如果将案件移送给侦查机关，诉讼费也将退给当事人，一旦经侦查、审判，刑事部分不构成犯罪，案件又将进入民事审理程序，增加了讼累；四是有关部门对刑事犯罪与懂事纠纷的联系和区别在认识上混淆不清，意见不统一；五是移送机制不健全。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审判实践，就此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其抛砖引玉。

简介：面对日益涌现的学校伤害事故及其法律纠纷,必须合理确定各方责任归属,完善特定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于学校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公平、妥善地处理好受害学生利益、学校合法利益保护以及教育目的实现之间的平衡关系,还应对侵权责任法中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简介：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配合制约原则的指导下,三机关的关系普遍出现了错位、扭曲、缺位等不良现象.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简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兼具实现刑罚的社会正义与个别正义、权衡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价值，同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会带来擅断裁判、机械裁判、司法腐败等负效应。因此，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便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的《量刑指南》对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国量刑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我们量刑规则的制定应坚持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粗疏后精细的原则．在实证分析既有判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简介：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丛生。在很多案件中，无身份者往往对于制造保险事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分别定罪，则会导致身份、作用的相互渗透性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被忽略。《刑法》第198条第4款仅是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共同犯罪一般规定的修改。这一认识维护了刑法体系性、协调性，且不影响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判断，更避免了司法者在罪名判断上陷于困惑。“对结果之原因的支配”理论把握了身份犯的实质，有益于解决正犯中的判断及认定问题。在保险诈骗犯罪中，无身份者如果仅仅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只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简介：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法律合法性和合理性论题，但由于其经验主义取向和价值无涉立场，只能得出实证论结论，即法律合法性就是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或法律被人们所实际遵循，形式法律就是合理性法律。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合理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商谈论，认为法律是否合法的根据并不在于它是否实际有效，而在于它是否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为前提要件的法律商谈精神。法律的合理化要旨在于将体现对话商谈精神的合法性法律要求进行具体社会实践式的兑现。

简介：私法是由原则与规则组成的.侵权法对法益的保护途径有如下两种:1.通过规则实现法益保护即以保护权利之名保护法益;2.通过原则实现法益保护即以一般的立法条文制裁故意违反公序良俗行为.我们应该分析两种途径的利弊,确定我国侵权法对法益的保护方法.

简介：经济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侦查原则与管理体制有别于一般刑事案件，具有独特的内容。

简介：给付行政的法律原则是指导与支配给付行政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道理或准则,其可以归纳为社会国家原则、法治主义原则、补充性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与持续给付原则、给付活动与助成性行政指导相结合原则等。这些法律原则都贯彻人权保障的理念,因而可以认为是人权保障原理在给付行政中的延伸。

简介：从实证政治角度考察我国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更加具有实践针对性与理论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基于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政治考量实行主动的立法分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利用其政治符号权威与现实资源实现稳健的立法充权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借助行政权力回应改革需要的有效性优势达致迅速的立法扩权,这构成了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引发了立法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立法模式转向“场域—竞合”模式。现行立法模式存在的正当性危机、科学性缺陷、规范性困境需要以民主化、理性化、法治化原则予以重塑,立法模式的民主化变革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简介：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旨在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然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认为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中国在今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时，应当确立新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保障诉讼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这是我国民诉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之一。关于这项原则,有的书中表述为“当事人平等原则”,也有的称为“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还有的叫作“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等。这几种表述的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简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司法领域关注民生、服务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突出的作用。在检察职能中融入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正当性，有必要对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功能性反思，选择最优的检察实践模式，加快立法进程．以利于被害人权益的真正实现。

简介：美国警察使其不当行为合理化有很多认知重建策略,如否定被害人,否认受伤,指责被害人,非人格化等。正是这些对警察不当行为的认知重建心理因素使美国的警察不当行为愈演愈烈。研究支配美国警察不当行为的心理因素,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认识不当行为。美国应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措施是建立不当行为早期预警体系,加强对不当行为的法律监督、媒体监督和公民监督,强化警察道德和品格教育等。

简介：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