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她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的好，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其遭践踏，事业就受挫折。王明时的家长制、一言堂，使党和红军险遭灭顶之灾。“文革”期间，党内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国有资产,这部分财产,是自建国以来历数十年全国人民辛勤劳作积累下来的。然而遗憾的是,对我国国有资产目前尚缺少科学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财产运作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非理性短期行为严重,对国有财产管理及支配手段单一,远未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体制。众所周知,自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因素越来

简介：上诉不加刑是许多不同性质的国家刑事诉讼立法中的一项较为普遍采用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近年来对这一原则的存废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贯彻等问题,理论界各执己见,争议颇大。主张废除该项原则的同志认为它与刑诉法的立法宗旨,

简介：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上的一个颇具争议的原则，它强调在税法的解释和适用中透过形式追求实质，在运用中容易与强调税法形式的税收法定主义产生冲突。利用税法漏洞进行的避税活动，恰恰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揭露纳税人在合法形式掩盖下规避税收的真实意图，以维护税收公平与正义。以税收公平原则理论为支撑，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框架之下法律上的实质课税原则，解决了实质课税原则在适用中的难题，是治理税收规避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是要根治避税依然要靠立法的完善。

简介：根据投资的基本理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在BOT方式中，应坚持谁投资谁所有，激励内外投资者，政府有限支持，质量干预，完整移交等几项原则，以求完善我国的BOT立法，并在实务中正确把握发展BOT投资的基本方向。

简介：<正>一、概说要理解韩国民法的历史,首先要理解韩国的现代史。从1910年开始,韩国受到日本的统治,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得到解放。考察韩国民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朝鲜王朝时代(日本统治之

简介：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金融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确立金融法律制度的基础，其不仅可以弥补金融立法的不足，而且对金融执法和金融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是维护货币政策原则、安全流动效益原则、利益平衡优化原则、有效监管原则。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分析我国现行金融法的基本精神。

简介：随着国际商贸活动的日益发展,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逐步确立和发展,并在防止信用证欺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该看到,作为信用证流通过程中所出现的欺诈例外原则在适用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国际性,必然要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性的问题.因此,在处理欺诈例外的案件过程中,我国应当不断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方法,密切关注国际商会的有关立场和动态,使我国的做法尽快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要求“从有利于强化社会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出发,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内容、对象、时间、程序、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稳妥有序地推进司法公开,坚持不懈地提高司法透明度,逐步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机制.”司法公开的时机是司法公开机制的重要内容.司法公开的时机应当遵循尽快公开和适时公开原则.针对不同的公开内容和对象,公开的时机应当不同.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对公众、当事人、人民陪审员、听证公开中对听证参与者和旁听人员等对象公开司法信息的具体时间.

简介：“先刑后民”即“先刑事后民事”，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判决，再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涉及的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先刑后民”体现了刑事优先的精神，是实践中公

简介：对诽谤的立法规制是在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进行价值衡量的结果。在宪法意义层面,可以运用比例原则作为分析框架对其合理与否进行考量。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诸多诽谤罪名,作为广义诽谤法而存在的《刑法》第103条第2款、105条第2款的立法设定并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般诽谤法存在的《刑法》第246条也存在一定瑕疵,应在现有基础上做出修改。

简介：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属于人身保险，其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因此，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第三人赔偿后，仍有权以保险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简介：目前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归责制度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必要转变为过错责任原则,并对于具有过错的行为模式进行类型化处理。在侵权人无过错的情况下应当赋予权利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对于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制度改进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领域贯彻了民法的一般原则,体现了专利保护特殊性的要求,充分利用了TRIPs协定所带来的灵活性并借鉴其他国家专利立法经验,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损害赔偿领域无过错原则适用当中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

简介：1776年CanervBoehm案被公认为保险法上具有法源意义的经典判例，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不是仅由这一单个判例，而是经由一系列基于对该案判决的片面理解和不当扩张而形成的。这一过程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结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美国等普通法系主要法域对该原则进行了反思与改革；最近的改革成果则是英国{2012年消费者保险（披露与述答）法》。改革之后，“最大诚信原则”日渐式微，而且在消费者保险领域几近消亡。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改革进度和力度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社会福利模式以及保险监管模式的差异；此外，美、澳两国与英国的司法主权关系变化也是一个特殊原因。

简介：

简介：税收法定原则形式层面与实质层面的划分为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之赋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税收法定原则的形式层面旨在维护法的安定性,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层面旨在遵守与保障民主原则,二者应当在互动中实现互补,而非在碰撞中相互否定。税收法律专属主义的相对性为二者之互动提供了空间,亦明确了互动的限度。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在确保法律专属主义相对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彰显纳税人同意这一精神实质。在此意义上,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前提下,地方税收事项只要通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意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不应被认为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专门决定式授权性立法不仅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职责所在,也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问责制下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应有之义。由此,地方税收立法权之赋权与限权将在张力中实现互动与平衡。

简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Zivilverfahrensgrunds(a|¨)tze或者Zivilverfahrensmaximen)是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脊梁,具体决定着民事诉讼的外貌与体态,并进一步决定了民事诉讼的性质与模式,即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或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确立了新的基本原则规范也就确立了新的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的框架。纳粹统治不仅对德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法学的发展,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学。从法制史角度观察,纳粹时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特别是基本原则的变化是最为重大的论题之一。如果对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与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进行观察,从辩论原则(Verhandlungsmaxime或者Beibringungsgrundsatz)、处分原则(Dispositionsmaxime或者Verf(u|¨)gungsgrundsatz)与纠问原则(Untersuchungsmaxime或者Inquisitionsgrundsatz)、职权原则(Offizialmaxime或者Offizialprinzip)的博弈出发,对纳粹时期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法理探讨也同时具备了现实意义。经过初步分析,德国《民事诉讼法》虽然经历了纳粹主义和社会性民事诉讼观点的挑战,但是却始终沿着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的道路前行,这其中,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简介：如果说，各国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不同规定导致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产生，那么，英美国家的长臂管辖则加剧了这种管辖权争夺的激烈性。但是，也是英美国家率先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情势下，寻找到了一些解决途径，不方便法院原则正是其中之一。

简介：“告”与“理”是司法审判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对于公正司法、保障人权、实现法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告不理是现代社会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告而理是对不告不理原则的背离。有告必理既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准则，它体现了“有权利必有救济”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而告而不理则是对有告必理原则的反动与背离。本文拟结合法学理论和司法实

简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国际贸易中对国家利益的优先考虑，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的摩擦，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合作和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为了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争端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