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骨折众所周知,而不稳定骨折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表现,相信大家都很陌生,并不熟悉。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什么是不稳定骨折,又该如何去治疗、去护理呢?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基于术前CT三维重建模拟复位斜坡枢椎角(clivus-axial angle, CAA)并评估钉道治疗可复位型上颈椎畸形不稳定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9月52例上颈椎畸形不稳定患者资料,男28例,女24例;年龄18~64岁,平均46.7岁。术前将颈椎CT扫描数据(DICOM格式)导入Mimics15.0软件行三维重建,以通过术前颈椎过伸侧位X线片获得的CAA值作为术中复位CAA目标区间的上限,以CAA正常值140°作为下限,评估是否存在置入Magerl螺钉钉道的解剖条件,以钉道存在时的CAA值作为术中复位角度。比较CAA的术前、术后CT测量值及模拟目标值间的差异。按Gertzbein-Robbins分级评价置钉准确性,同时比较术前、术后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及Nurick评分差异。结果52例患者中35例经术前模拟评估存在可用钉道。以术中导航辅助下判断钉道为金标准,其中37例行Magerl螺钉固定(Magerl技术组),15例行钉棒系统固定(钉棒技术组)。Magerl技术组的模拟目标CAA值(150.1°±6.6°)与术后测量值(149.0°±6.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94,P=0.240);术后测量值较术前(124.0°±8.9°)显著增加(t=-13.499,P<0.001)。钉棒技术组的模拟目标CAA值(150.4°±5.6°)与术后测量值(150.2°±6.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19,P=0.754);术后测量值较术前(121.9°±8.3°)显著增加(t=-12.431,P<0.001)。5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7±0.9)年(范围0.5~4年)。52例患者共置入106枚螺钉,其中Magerl技术组74枚,钉棒技术组32枚,根据Gertzbein-Robbins分级,A级88枚,B级15枚,临床可接受率为97.1%(103/106)。全部患者无一例发生椎动脉损伤、后组颅神经麻痹等并发症。术后NDI(9.7±6.4)和Nurick分级[(1.1±1.4)级]均较术前[27.4±8.7和(2.6±1.3)级]显著降低。结论术前模拟判断可用钉道、提供术中复位的目标CAA值,并在计算机导航辅助下纠正CAA行单一后路融合手术治疗可复位型上颈椎畸形不稳定的方法安全可行。
简介:目的探讨颈椎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不稳定Hangman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2001年10月至2006年4月收治15例不稳定Hangman骨折患者,骨折按照Levine—Edwards分型:Ⅱ型3例,ⅡA型4例,Ⅲ型8例。入院后均给予颅骨牵引,行颈后路切开复位、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在复位不完全时,脱位不严重者采用C2,3复位固定;脱位严重时,在C2椎弓根钉和C3侧块螺钉固定的基础上,增加C4的侧块螺钉固定。结果术后随访3~30个月,平均17个月。6例术前脊髓功能Frankel分级为D级的患者术后恢复至E级,所有患者术后复查X线片示:骨折全部获得骨性愈合,无明显的颈椎功能受限。结论C2,3或C2,4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是治疗不稳定Hangman骨折的有效方法,可达到早期复位、坚强固定的目的。
简介:“代表”概念歧义丛生,不是因为它缺乏核心定义,而是因为这个定义蕴含着一个悖论(同时在场与不在场),而且它也太泛泛了,无助于把该词的许多含义与其不时相互矛盾的暗示协调起来。代表与民主的关系并不确定,人们却经常轻率地将二者等量齐观。这两个理念起源不同,甚至彼此冲突。民主来自古希腊,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赢得。希腊民主是参与式的,与代表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种政治实践,代表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它是君主强加的义务。只是到了英国内战及之后的十八世纪民主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才关联起来。民主论者认为正是代表和选举权的扩展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保守论者则将代表视为阻碍民主的工具。卢梭也对比过这两个概念,但他更喜欢民主自治。他认为代表是对民主的一个威胁,这颇具先见之明。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为寡头制的一个新形式,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并非无法避免。代表的确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但关键在于,它植根于地方的参与式民主政治。当今有三个拦路虎阻碍这个可能性的实现: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金钱或者财富;以及电子媒介时代的理念及其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