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刑法理论上,传统观念认为.某些犯罪中存在“双重罪过”,即一个具体犯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不同罪过并存。这主要表现在三类犯罪上:一是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基本犯罪有故意,对加重结果是过失;二是违反规章制度而发生重大事故的犯罪。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一般是故意的,但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过失;三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行为人是故意实施防卫打击或者损害某种利益,过当结果的发生则是行为人主观上“轻信”或“疏忽”所致,属于过失。我们认为,“双重罪过”之说值得商榷。

简介：在论证双重罪过理论正确性的基础上，辨析其应有含义，并指出其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简介：佛陀不希望任何人造口业、毁谤出家僧众，若说僧尼过恶，其人即违犯无量重罪。《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三，佛陀告诉天藏大梵天说。

简介：

简介：人教社高中《中国古代史》在讲明朝《大明律》时说：“《大明律》内容集中，条理分明，增加了经济立法；同时，主张量刑‘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如何理解“重其重罪，轻其轻罪”？本文就此作一说明。

简介：刑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是罪责刑相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立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对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在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兼顾公正与效益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我国应当采用自由刑的刑期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具体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为宜。

简介：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对于所有刑事案件都具有适用性，只要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就有机会从宽处理，那么重罪案件也有机会从宽处理。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在实践中重罪案件的适用却较少，主要原因是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制定设立的目的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宽的标准不好把握。因此在重罪案件的处理上，需要办案人员树立科学的适用意识，综合考虑是否适用以及怎样适用的问题。在适用该制度时，启动前置条件，确保制度的适用可以起到积极的效果并具有规范性。对适用的程序、标准进行规范和完善，使制度的执行有据可依、有理可循。

简介：读完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这个父亲的爱有点另类，不值得提倡,但也是一种深沉的爱呀,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为人父母的良苦了么？

简介：陪审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蕴与司法功能。在法国，对于法定刑较重的重大案件，实行以随机方式抽选一般国民担任陪审员，由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一起决定定罪量刑的制度。法国重罪陪审制度对于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如构建重罪、复杂案件由陪审团审理的制度，取消对陪审员学历的要求、确立科学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与陪审团评议表决程序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1994年12月至1995年2月,王某单独或伙同郭某盗剪正在使用的某线路段铜质电话线,其中王某单独或伙同作案12起,盗剪电话线总价值34860元,郭某伙同王某作案二起,盗剪电话线总价值3010元。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在定性上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郭某的行为构成破坏通信设备罪。其理

简介：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

简介：摘要：目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主要的挑战在于行政法与刑法的构罪双重性，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分离的突出影响在于对企业合规互认造成一定的阻碍。要想完善企业的刑事合规整改，需进一步推动合规互认机制，推动行政证据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合规责任抵制机制和反悔机制，形成刑事合规整改的双向审查和处罚协商机制，并建立以此为主体的实体衔接机制，帮助重罪企业在违法犯罪的治理体系中完成实现探讨。本文从了解企业合规的实践困境出发，探索具体的解决方法与路径。

简介：摘要：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然而目前对于重罪案件的适用仍采取保守态度。本文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为切入点，对重罪案件适用该制度持肯定态度。从制度障碍和现实障碍的角度具体分析我国重罪案件面临的适用问题。提出相关的完善措施，统筹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

简介：虽然该案中行为人先实施抢劫行为后实施绑架行为,该案中的抢劫行为和绑架行为虽然一前一后,该案抢劫和绑架行为应当从一重罪处罚

简介：我国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针对所有未成年人的，当然也包括重罪未成年人。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观念、资源、能力等条件制约，对重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探索较少、投入较小。为此，本文专门研究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体系构建问题，阐述了构建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体系的法律政策依据和初步思路。

简介：<正>一、重罪与轻罪概述把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很普遍,如西德、奥地利、瑞士、法国、美国、泰国、土耳其等的刑法典对此都作了规定。在这一点上,各国除大多分为重罪与轻罪外,有的只规定重罪,其他推定为轻罪;有的只规定轻罪,其他推定为重罪;有的把叛逆罪列入重罪内或单独为一类;有的在轻罪中还包括重轻罪和违警罪。

简介：2001年2月，时任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欧阳松，因犯受贿罪、滥用职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财产40万元。近日，出狱保外就医的欧阳松感叹道：百姓盼清官，以前我为官一方，没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在出狱后成了平民百姓，我才真正懂了。

简介：2001年3月,德国联邦法院裁决的这个上诉案再次彰显了司法对于处罚犯罪准备的谨慎。在德国,犯罪准备一般是不可罚的,刑法分则有例外规定,刑法总则在第30条中也规定了可以处罚的几种情况,其中之一就是重罪约定。重罪约定可罚性的根据其实和犯罪准备可罚性的根据是一致的,本文将通过分析得出犯罪准备可罚性并非是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而是立足于行为的不法性。而不法性并非是由刑罚目的决定的,而是来自于法益受损或者受威胁的事实。法益是否受威胁可以从印象理论、行为无价值等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作为危险的结果才能对犯罪准备的不法性作出最有力的说明。本文还结合联邦法院的裁决总结了构成重罪约定的条件,最后对中德两国关于犯罪准备做了简略的对比。

简介：【摘要】“捕诉一体”是检察权运行的新模式，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但在重罪案件中，由于现行法规制约和基层公安侦办重罪案件之审级限制等，该模式的落实存在困难，质效“红利”无法释放。目前，重罪案件“捕诉一体”的运行模式中，同步审查模式最具有现实基础和可行性，虽也存在难以保障案件准确及时上报、权力主体的多元影响责任承担等不足，但可通过强化提前介入机制建设、协调完善公安内部侦办机制等多种措施予以完善。长远来看，理想治本之策乃是适时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同级移送的规定，从根本上推动“捕诉一体”的贯彻实施。

简介：刑事合议庭评议机制具有使司法民主实质化，裁判事实基础客观化，庭审实质化，防止司法腐败，抗干扰等价值和功能，其在刑事审判中的地位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法国重罪法庭评议机制具有阶段性，评议规则精细化，评议的秘密性得到充分体现等特点，值得我国借鉴。应当从评议分阶段进行，禁止弃权，发言顺序限定，书面表决、秘密写票等方面完善我国刑事合议庭评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