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命权是公民的最高权利，国家必须给予最严格的保护，只有在公民实施了最严重罪行且无法对其教育改善的情况下国家出于无奈，才能被迫对其执行死刑。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罪犯都是可以教育改善的，只有极个别罪犯是无法教育改善的。罪犯是否“可以教育改善”并不是无法预测和测量的，完全可以根据罪犯的罪前、罪中、罪后的个人具体情况对其做出是否可以教育改善的预测和判断，当然，真正得出肯定的结论需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罪犯进行长时间的考察后才行。

简介：维斯走进一家新开张的小吃店，不经意：地朝里屋一望，只见老板娘一边向牛奶桶里掺淘米水，一边贼头贼脑地向外张望。维斯很吃惊，大声质问说：“把淘米水当牛奶卖，你良心何在？”

简介：摘要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否定或漠视罪犯人权的刑罚制度，在这种刑罚制度下，罪犯没有法律人格，不被作为权利主体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3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法治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人权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容否认，目前，我国监狱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罪犯人权保障理念落后，监管体制不顺，监狱管理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罪犯权利无论在理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或者实际运行操作层面都存在各式各样、或多或少的缺损现象。本文针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制度的若干法律思考。

简介：犯罪数额作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认定该罪的重要环节。但是,理论界对犯罪数额问题认识不一致,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何认定犯罪数额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法律标准,因此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有助于司法实践。

简介：监狱是磁性极强的文化场所。社会的各种文化交汇其中，对监狱的行刑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而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以法治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红色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被监狱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导入行刑的领域，用于对罪犯心灵的重塑与人格的再造，并提升为监狱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文化改造的手段时，如果将我们思考的角度予以切换，会蓦然地发现，文化不仅是监狱用于“改造罪犯”意识与行为的物态与形制，而且也是罪犯享有的权利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文化权利），一种融合于罪犯法定权利之中的特定权利。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加速发展，整个社会结构、阶层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的犯罪形式，罪犯的成分、犯罪内容、罪犯的定位都有了新的趋势。这给我们监狱工作者，特别是基层从事直接管理的的干警，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科学、有效地改造罪犯，真正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实现罪犯改造工作的科学化，是摆在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常说常新的课题。

简介：摘要罪犯心理矫治是罪犯教育改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罪犯心理矫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崇州监狱围绕“服务监管安全和提高改造质量两条主线”的工作思路，摸索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教育模式，初步建立了罪犯心理矫治的体系，该模式值得借鉴与推广。

简介：和文化,闪烁着中华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是监狱行刑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通过＂和文化＂的教育之路径,矫正罪犯的＂争＂之秉性、＂失范＂之举、＂审美＂之误和＂人生＂之错,让罪犯在遵纪守法中实现与监狱相＂和＂,在改过自新中实现与社会相＂和＂。

简介：中国罪犯人权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既是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人权斗争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国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权斗争，1991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从不同侧面向世界表明，新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以及中国在人权事业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简介：摘要200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必须收监关押的罪犯，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真正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

简介：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产性利益是否可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敲诈勒索的对象，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诈骗罪“侵犯的对象限于各种具体的公司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具有极强的可比性，

简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违法状态维持说为基础，本质在于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行为类型除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还包括其他掩饰、隐瞒的行为；本罪的成立，不以犯罪数额为标准，而是以行为人之行为对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危害程度为标准。

简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种治疗方法,它以分析"治疗师—来访者"关系为治疗焦点,帮助来访者重获健康客体关系,促进来访者自体感的积极改变。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包括允诺参与、投射性认同、面质和结束四个阶段。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对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重要启示:在矫治罪犯心理问题时,咨询师要尽可能挖掘罪犯童年期病态的客体关系,分析罪犯和早期抚养者的互动对其成年后人际交往的影响,找出其心理发生问题的症结,并予以彻底根除。

简介：目的探讨未成年罪犯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普通ADHD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间的差异。方法随机选择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某看守所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7月1日在押未成年男性罪犯（初犯、汉族）中确诊为ADHD者41例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心理科初诊的ADHD患者38例（男性、汉族）纳入对照组。ADHD诊断采用《VanderbiltADHD评定量表》中的《VanderbiltADHD家长评定量表》（VADPRS）。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者监护人的同意,并与其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有关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过分偏爱方面及母亲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过分偏爱,情感、温暖与理解等父母教养方式方面,研究组父母存在更多不良教养方式,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与理解,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否认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对照组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只在严厉惩罚和过分干涉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拒绝否认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两组在父母偏爱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未成年罪犯共患ADHD者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更严重分歧。两组父母高文化程度（中专、大专）与低文化程度（小学、初中）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研究组父母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残缺型家庭（母亡∕父亡、离异）较对照组多,且两组残缺型家庭与完整型家庭比较,差异有统�

简介：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第50条、第81条对＂1＋8＂罪犯从重精神的解读,在分析可能造成监狱重（长）刑犯增加、监管风险增大、管理难度加大等影响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分类关押模式、建立特别减刑制度、优化教育改造方法、创新劳动激励措施等具体对策。

简介：女性罪犯由于生理、心理和认知方面区别于男性罪犯，改造过程中具体表现出固有的行为特点。应针对女性罪犯构成结构的特点和女性罪犯的行为特征确定矫正措施，为对女性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的改造工作提供实际的研究论据和新的思路。

简介：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网上报名正式启动从教育部有关部门获悉，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仍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网上报名时间分为两个阶段：9月28日至29日为预报名阶段，主要安排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

简介：

简介：摘要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瑶族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教育公平体系中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当瑶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广大瑶族同胞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时，才能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发展，边疆才能稳定，国防才能巩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与保证。

简介：摘要家庭教育十分重要，它在一切教育中居首位，意义深远。教育从家庭开始，这里是孩童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教师。家庭是塑造品格的学校，家庭教育之影响有决定为善或为恶的力量，这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可见，家庭教育的良好与否极大的影响着孩子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