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以来“西南”的区域重构,在区域合作战略主导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南”区域认识是建立在流域分区强调横向（东西向）联系基础上,体现了贯通“三沿”（沿边、沿海、沿江）地带的自然诉求.民国初年,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一系列的区域政治合作则是其明确体现.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分区,体现了由横向（东西向）的流域分区向强调高地防御的纵向（南北向）地形分区的转变.1949年后的西南大行政区设置也是国防区划思维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国防第一、经济第二”的区划思维及其实践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经济区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的提出,则可以看作西南区划思路的回归,是对贯通三沿（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区域合作常态的自觉尊重.

简介：传统观点多强调盘龙城遗址与商王朝之间的隶属关系,忽略了盘龙城自身的特点。本文采用新的微量元素分组方法来对盘龙城和郑州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分析,并从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几个方面着手对盘龙城和郑州商城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盘龙城与郑州商城在以上诸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盘龙城遗址一部分青铜器的微量元素特征与郑州商城青铜器相同,另一部分青铜器的微量元素特征则不见于郑州商城。此外盘龙城一些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均表现出自身特点。由此推测盘龙城出土的一部分铜器可能来源于自身独立的青铜器生产体系。此外盘龙城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类型和使用上也与郑州商城存在差别。盘龙城遗址虽主体因素属商文化,但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简介：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探讨旅游业在不同尺度区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1994～2013年经济和旅游业统计数据，以九寨沟县为起点，逐级放大区域尺度，考察九寨沟县、阿坝州、四川省、西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全国6个尺度区域内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九寨沟县、阿坝州、四川省、西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和全国旅游对经济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1、0．62、0．72、0．71、0．73与0．16。随区域尺度逐步增大，旅游的经济效益呈现先增加后下降形态。在最小与最大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受旅游业的影响较小，其他尺度经济受旅游业的影响较大。

简介：吐蕃时期,拉萨在西藏中心城市的地位既已奠定。然而,明末清初西藏的政局动荡,围绕着政权和宗教之争,战乱不断,教派斗争亦十分激烈,社会经济环境较为恶劣,这严重影响了西藏城市的发展。西藏的区域中心城市在这一阶段随着政教关系走向出现了转移与变迁,经历了乃东—日喀则—拉萨的迁移。随着清代中期政教合一体制的完善,政局的稳固、驻藏大臣的设立等因素,西藏的中心城市最终固定下来,逐步确立了当代西藏区域城市体系的雏形。

简介：甘肃境内岩画从中国岩画分布格局上看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新疆三大板块之间，其岩画主体归属于青藏系统，也有北方胡狄系统民族文化部分基因，呈现为“羌胡杂糅”的结合部特色，祁连山岩画亦成为青藏与蒙古两大高原衔接带与转折带。笔者以为中国岩画可大分为北方岩画、青藏岩画、西南岩画与东部岩画四大区域类型；其中青藏岩画系统的岩画制作族群正是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西羌”或“西戎”，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及藏北羌塘的岩画主题有很强的相似性。

简介：随着我国社会体制和市场经济进入加速转型期,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也面临着转型与创新的挑战。为了应对市场化、专业化的更高需求,“规划与工程一体化设计”这种新兴的咨询服务类型应运而生,不仅延展了传统规划体系的“广度”和“深度”,更切实提高了规划设计的实施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基于对绿地长岛项目游艇通航区域的研究为例,探讨“规划与工程一体化设计”的方法及运作机制,以期为以后的城市开发和设计提供借鉴。

简介：2016年4月17-18日，“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可持续性转型发展学术论坛”在河南大学校举行。论坛由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联合主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规划学院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及海外的百余名经济地理学者出席论坛。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主持。

简介：多民族与多文化共存是世界发展大势。无论身在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博物馆都应该思考：如何满足公众寻求多元身份认同的需求。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博协区域博物馆委员会2015年以色列年会对“区域博物馆与多元文化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塑造”这一主题的探讨,同时介绍以色列博物馆的概况及其先进的做法,以期对我国区域博物馆的发展有所借鉴。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