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初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保留了较多的楚文化成分,楚文化成为构成汉初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汉初期在服饰方面有＂汉承楚风＂的倾向,首服、发型、服装等不同程度地受到楚风楚俗楚服影响。汉初的男子首服中,有多种样式的冠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楚冠,如法冠等;西汉时男女穿着的深衣,也延续了楚式深衣的部分特征;甚至汉初女子发髻造型也不免受楚女子发式影响。汉初的服饰文化无论在服饰样式或是审美倾向上,都与楚文化有一定的承袭关系。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楚文化根基深厚,还由于汉朝的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楚风楚俗流行所致。本文将从服装款式、男子首服、女子发式、审美意识四方面详细剖析楚文化对西汉初期的服饰文化产生的影响,并分析汉初服饰受楚文化影响的原因。

简介：中国佛教早期判教中，将《法华经》与《涅槃经》并举，并以《法华》融摄《涅槃》者，始于南朝梁法云。在其“五时教”中，将《法华经》提至与《涅槃经》并举的最高阶住；又在其“四乘教”中，将《法华经》定为圆融一乘的实教，成功实现《法华》对《涅槃》等诸经的融摄。隋代天台智频承续这一思想而提出经典的“五时八教”判教观，将《法华经》推至“诸经之王”的崇高地位。北朝至隋敦煌石窟中出现的《法华》题材与《涅槃》题材并举，且以《法华》融摄《涅槃》及他经的艺术现象，极有可能是受这一脉判教思想的影响。

简介：釉陶器在埋藏过程中，受物理及化学等因素的影响，会产生各种病害，釉层剥离是常见的病害之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唐代釉陶器釉层剥离的原因并为以后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陕西、河南地区四个遗址出土的唐代釉陶器样品进行了显微观察、成分检测、热膨胀系数分析和吸水率测试。结果显示，四个遗址中，釉面保存相对完整且剥离现象较少的是巩县黄冶窑，而铜川黄堡窑、西安醴泉坊窑和乾县懿德太子墓釉陶器釉层剥离较为严重。进一步研究表明，釉陶器胎釉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和胎体烧结程度过低（因此造成吸水率过高）是影响釉陶器釉层剥离的主要内在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釉陶器的后续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简介：水陆画是寺庙中举行水陆法会时在水陆道场中悬挂供奉的宗教人物画,它是随着水陆法会的发展与兴盛而逐渐完备的。据现有资料记载,水陆法会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水陆画则产生于唐代中晚期,在宋代迅速发展并普及开来。明清时期,水陆法会内容及水陆画图像体系已非常丰富,水陆画不但在佛教仪式中应用,在道教仪式中也得到普及,且形成了自身独立而丰富的图像体系。水陆画不但有上下堂区别,还有卷轴式、壁画式及版画式等形制的不同。现存水陆画大多为明清遗物,由民间画工所作,少部分出于宫廷画师之手。由于粉本的使用,水陆画继承并展现了隋唐以来人物画的传统,一堂水陆画所绘人物常常多达五百余位,题材范围广泛,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内容。水陆画既是宗教艺术,又是民俗艺术,其图像内容传达了民俗信仰观念和宗教审美情感,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研究成果对佛教史、道教史、三教合一史、绘画史等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考古学作为一门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以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科学(1),其研究对象——实物遗存(或称'文化遗存'),通常包括人工制品、遗迹/建筑和生境遗存三个类别。而人工制品、遗迹、建筑和生境遗存共

简介：新砦遗址地处中原,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通过应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于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期间出土动物骨的分析显示,家畜的食物均是以C4类植物为主,而结合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C4类植物应为粟黍。其食物之间的差异表明,该遗址不同种类家畜之间的饲养方式有所不同。

简介：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博物馆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促进青少年教育的基础设施之一。本文以福建省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青少年博物馆教育需求，为加强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提供借鉴。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