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在解释构成要件时,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

简介：刑法解释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然而，这两种解释论，无论是从解释结论，还是从定罪思路看，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人们在具体案件上的争议来源于一些实质性的分歧，而与不同的解释立场并无关系。从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过是一种学术姿态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一种口号之争。此外，本文还将揭示，这种口号之争依赖于诸多误解而存在，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智力资源，还可能对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不利影响。澄清这些误解与批判这一虚构的对峙，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性。

简介：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与形式的刑法解释论是大陆法系不同的构成要件理论（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之争的产物。由于我国两大解释论之争在逻辑起点和具体内涵上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下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首先,传统的平面式犯罪论体系框架下的两大解释论之争是在＂虚幻的对立＂中展开的,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并不存在。其次,两大解释论之争是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语境下展开的,且与阶层式犯罪内部三阶层、二阶层的分歧有关。但是,当下我国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焦点与其说是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解释之争,不如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符合性＂的理解之争。

简介：<正>晚近以来,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正在成为刑法解释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陈兴良教授与张明楷教授分别发表的《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与《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更是使两种解释论之间的对峙进一步加剧。然而,本文却试图说明,这一对峙是虚构的,这两种解释论,无论是从解释结论看,还是从定罪思路看,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人们在一些具体案件上的争议来源于他们在信念体系与价值观念上的实质性分歧,而与解释立场并无关系。从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过是一种学术姿态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一种口号之争。此外,本文还将揭示,这种口号

简介：

简介：刑法实质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方法论,而是呈现对立统一关系。刑法实质解释有利于解读犯罪构成的内涵,也有突破罪刑法定的风险,对刑法实质解释的适用界域应合理定位。从刑法实质解释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看,刑法实质解释一般出现在法律疑难案件中。刑法实质解释结论不但要符合刑法规范与立法精神,还要与公众认同相一致。

简介：摘要：关于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分歧，在理论上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在德日刑法理论当中，传统维度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主要聚焦在构成要件层面。而我国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更多的是刑法理念的差别，二者在理论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实质判断，而在于在哪个阶段进行实质判断，以及如何看待、填补、由谁填补刑法漏洞，何种解释更容易实现“排除不当罚行为”的目标等问题。笔者在通过梳理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在具体问题上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只有在形式这一层面上做好，那么追求实质的东西才有意义。因此，面对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不同路径选择，形式解释更适合当下的中国。

简介：<正>在我国刑法学界,张明楷教授最早提出了开展"学派之争"的重要性:"为了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繁荣昌盛,我国刑法学界应当开展学派之争,从而克服当前盛行的、没有理论根基、没有基本立场的低水平争论。"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问题,正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争议问题。

简介：刑法学中关于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议变得越来越热，其中形成了以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为代表的形式解释论派别和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实质解释论派别。2010年两位教授先后发表文章《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更是将两者之争推到了高峰，实质解释论者将形式解释论视为法条主义，形式解释论者则将实质解释论视为是脱离法条。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形式解释论。此外，笔者还从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视角对当下热门案件（赵春华案）做一个解读。

简介：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语义范围的不同厘定,形式解释结论多接近词语的核心意思,而实质解释结论多在语义最大范围的边界徘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宗旨,保证人们的预测可能性是其根本所在。分析预测性可能性的工具是常识、常情、常理,由人们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获知。形式解释论立足于常识,人们凭借生活经验较易直观感知,而实质解释论的权威性源自抽象的逻辑推理,建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之上,较难达成一致共识,不利于保证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

简介：<正>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概念在法理学中的缺位在刑法学领域,虽然也有关于解释目标上的主观说、客观说的争论,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却被更频繁使用,形成了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两种对立的解释立场或者思路。刑法学的多数基本问题的争议都是围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展开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在犯罪论上存在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根本对立,与

简介：将受贿罪置于实质解释论的视野中,具有论理和适用上的妥当性。受贿罪的法益应界定为公众对公务员身份及职务公正的合理信赖。在判断职务关联性时,必须坚持受贿者对行贿者具有实际影响力、行为具有特殊身份依赖性和行为人具有主观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的要素构成。另外,针对收受虚假财物、同一财物重复收受及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等疑难问题,从责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和实质阐释。

简介：亲属之间盗窃与普通盗窃在定罪量刑上存在差别,这在大陆法系诸国的刑法典中都有所规定。从犯罪构成方面考虑,亲属间盗窃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有所减轻;从刑事政策方面考虑,惩罚亲属间盗窃难以收到预期的刑罚后果。处理夫妻间盗窃的案件时,夫妻关系的认定不应限于民法上有效缔结的婚姻,而是应当基于实质的刑法解释,以两人是否具有实际共同生活的意思为判断基准。

简介：实质解释论为了摆脱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从日本刑法学界引入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这一概念,应该说是不奏效的。因为根据日本刑法学理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旨在限制司法权,实质侧面旨在限制立法权,二者各司其职,共同构成对权力的全面制约。法官不需要也不应当为了实现实质正义而进行实质解释,因为这原本就是立法者的职责。况且,一旦允许法官将处罚必要性作为刑法解释的根据,那么谁都无法确保法官不会为所欲为,这又必将离实质正义越来越远。

简介：天津赵春华案的判决凸显的是对刑法条文的形式理解与实质判断之间的紧张，仅在量刑阶段进行实质考量的做法并不合理。就赵春华案及类似案件而言，现有的四种去罪化的解决方案均存在不足之处。立足于解释论，通过对非法持有枪支罪中枪支、持有与抽象危险的要素做限制性解释，是更为理想的解决路径。对涉枪罪名中的枪支概念宜做不同于行政法上的枪支的理解，这在法教义学上存在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同时，基于持有型犯罪的特殊性，对持有与抽象危险这两个要素均应做严格的限定。赵春华案所折射的法条主义现象，其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于，对理解与适用相关的罪刑规范时置实质的价值判断于不顾。要走出法条主义的困境，司法者应当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对实质的价值判断保持必要的敏感，同时掌握与学会运用各种解释技术，尤其是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方法。

简介：本文研究了“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的观点，认为有人的主观因素是人的认识，并不是证据。本文也研究了“证明标准的趋势应是理性和主观的融合”，其适用必然“烙上主观性、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的观点，认为“融合”也好，“特点”也好，都是自由心证的弱点和弊端，无需追求。本文着重论述了创立实质证据观的过程，指出实质证据观最先孕育于苏联，但最终诞生于中国。《证据法学新论》一书确立了实质证据观及其基本内容，划分了证据资料和证据效力，确立了证据排伪法则，这标志着实质证据观在我国正式诞生。《新证据学论纲》建立了物证、书证、人证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证据资料、证据效力和证明的基本理论，确立了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七项原则，找到了实质真实标准。这一切是对实质证据观的充实、发展和完善。实质证据观是证据学的根基；实质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根基。这些根基是我国证据法学的基石。

简介：传播的实质是人类不断的扩大和增强自身对外界的支配和控制能力的过程和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类对空间的支配和控制;人类对时间的支配和控制;人类对人类社会自身的控制和支配。这三个层面恰恰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三维立体图。

简介：一个工作于巴黎的中国人在街头碰见一个陌生人。陌生人手里拿着本书，很犹豫的样子。

简介：

简介：公猴和母猴坐在同一条树枝上看落日。母猴说：“当太阳落到地平线的时．候,是什么使天空改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