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习近平在指导广东省工作时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的“四个坚持”高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旗帜,守护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从多方面充实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高度契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度统一,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全面依法治国高度适应,坚持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高度融合。同时,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精神、中国的国家自信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信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境界。
简介: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与创新的讨论十分热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如何在新时代传承中国哲学传统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仍是当前理论界所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江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对中国哲学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阐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新的论述和新的认识,实现了学术范式的变革与创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特色和优势,也突出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汪教授对中国哲学传统与创新问题的深入思考,集中地反映在新近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该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2017年1月出版.为了行文简便,以下该著简称《传统与创新》)一著中.该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与创新为主题,深入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研究现代中国哲学范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方法论等重大问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力拓展了学界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认识,而且积极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该著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见解卓识、论述透彻、逻辑严密、语言精辟、体系严谨,是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陶德麟、何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陶德麟、何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学界又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
简介:当前的贵州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的进程之中。这就决定了贵州的改革实践是发达地区已完成的改革的集中再现,也是一个多重关系叠加、时空深度压缩的典型,对观察改革、研究改革具有样本意义。本文深入解剖贵州改革实践中的“顶云经验”“湄潭经验”“塘约道路”“三变改革”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改革经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遵循改革辩证法,推动地方改革经验化和改革经验地方化,实现地方改革与顶层设计的双重变奏的探索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进一步统筹推动改革辩证法的逻辑展开和实践展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汇聚起上下互济的改革动力流;要树牢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保护并引导好群众的改革热情;要充分重视改革辩证法“落实”的中间环节,推动蓝图变为现实;要把强制性改革与诱致性改革有机结合,进一步降低改革成本。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其中,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实践主题是一致的。近代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是确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历史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是实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得以最终确立和成功实现。
简介: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概念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费尔巴哈而非黑格尔第一个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而且费尔巴哈是为了阐释黑格尔的哲学而提出“对象化”概念的,他关于人的“对象化”的分析实现了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一种再诠释,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刚刚踏上哲学之路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伊壁鸠鲁研究片段》以及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创造性地使用“对象化”概念,赋予其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不仅意味着意识以对象方式呈现其自身,并且意味着意识以对象方式把握其自身,这是意识的真正的自我实现。这种分析也反映出青年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现实诉求。这样,“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也就构成了马克思柏林期间哲学思考的核心范式。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牵引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中国逐步构建起来,成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历史赋予的新目标。如何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诠释中国道路在现代性培育中遵从的历史理性,这是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支撑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元素是资本而非资本主义,复合资本的现代发展模式,不仅有资本主义,更存在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创建的现代性,其世界意义在于真正突破了单一资本主义现代性。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创建的现代性,必须纠正把它理解为摒弃资本的现代性或认作特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