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认识潘老并没有几年，相识也实属偶然。以前南京地区的报纸每遇明史问题均要采访潘先生，我久闻其名，想就一些明史问题向潘先生请教，却苦于不识其人。后因忙于工作，遂疏于寻觅，以致将此事搁置一边了。

简介：<正>史学在唐代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如前代正史的编修,实录、国史、史通,通典、会要等各体史书的创作,杂史小说的兴盛,在在引人注目。随着唐室的衰微,史学也随之中落。差可举数者,高峻《小史》,柳芳《唐历》而外,就要算姚康《统史》、陈岳《唐统纪》了。但姚、陈二人事迹不见于史传,知道的人很少,因记其大略于此,以为治史学史者的一助。

简介：<正>我国古代思想家、史学家在对历史运动的认识中,很早就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的物质力量在影响着、支配着社会的变化。在他们对这种物质力量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势”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古代史家对于“势”的认识也不断丰富起来,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白寿彝先生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

简介：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以抗敌御侮为学术主旨，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面向大众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展开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其学术活动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也使史学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简介：

简介：1992年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陕西省麟游县史家塬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所获遗存年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偏早阶段，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应为郑家坡文化。该遗址的发掘，有助于先周文化的深入研究。

简介：建于民国时期的史家庄花厅,是典型东阳十三间头民居,是东阳传统建筑的代表,同时也是东阳木雕高超技艺雕刻的传世之作,本文从民居崇尚自然、锄经种德、创新图强的文化精神;结构精致、功能合理、木雕装饰的建筑理念;三雕融合、寓意深远、独树一帜的雕刻技艺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与探析。

简介：公正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作为史家求善诉求的一部分，分析汉代史家对于当时游离于国家秩序之外的游侠群体的评说，可以看到，汉代主流历史观念没有将社会公正的实现完全托付于国家，它承认民间秩序对社会公正责任的正当性，同时也强调以“善”为准则确定国家和民间秩序对社会公正的保证。虽然没有理论上的系统和全面的表达，但在中国史学的早期历程中，史学家已对社会公正之获得与保证予以关注，并通过具体的历史个案，阐述了有关这一重问题的观念。

简介：2001年4月，在洛阳道北史家屯村东的凯瑞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二期工程的发掘工地上，在距地表约2米处发现空首布41枚、圈钱60枚，这批空首布依其形制可分为平肩和斜肩两类，平肩只有小型一种，斜肩有大型和小型两种。

简介：<正>一、本学期的中途,我从苏联同志写的研究教学法的书中(注1)得到启发,决定通过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课课外活动,进一步帮助同学系统地复习我所教的课程——苏联现代史。这就是由高二(6)班历史研究组的同学编辑的一种名叫“历史家俱乐部”(注2)的墙报。这种墙报本学期一共出了两期,第一期以复习课本第五章“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为目的,第二期以复习全书六章为目的。(每期出道林纸两大张)现在把这两期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简介：灾异、符应，是秦史中的重要记事内容。依据这些原始的灾异、符应记录，后世史家或灾异家展开了新的书写与建构。在《史记》的相关年表、本纪中，司马迁保留了来自不同史源的灾异记录，并通过将春秋之後的灾异记事系之於秦史的做法，认可了以秦继周的历史事实。刘向、班固则分别通过《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等灾异作品，对秦之灾异进行了新的编撰与解释，以此强化秦因暴政致灾、因而亡国之一观点，从而达到黜秦尊汉之目的。对於秦史中的符应记录，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系统地保留了秦祠时体系建立过程中的诸般符应，但自刘向父子建立新的“五德终始说”后，秦沦为“闰位”，与秦相关的符应记录被解构为秦之灾异，甚至成为汉之符应。

简介：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邀我写一篇对新千年祈愿的文字。我在小文开头就写了一段不大合乎时宜的话——21世纪即将来临。抒发迎接新世纪的豪言壮语，此其时也。作为历史癖，我更想在送别从前时，多一些回眸。过去的百年，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落后走向进步。人们在高歌辉煌灿烂之时，切勿忘记曲折失误；在津津乐道于历史进步之时，切勿忘记冷静地总结历史教训；尽管回忆往事，会带来一些苦涩哀痛。……

简介：高善必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界说历史,重建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进展为主线的印度生活史、社会史。高善必对"神话即历史论"、轻信史诗又具种族和教派偏见的马宗达资产阶级历史观、缺乏事实基础和理论依凭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缺少史实支撑的马克思亚细亚模式,以及苏莱金、安东诺娃、丹吉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评析,展示出其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相的理论品质。高善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印度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高善必的印度历史分期,不落俗套,未给奴隶制安置一个位置,但其论说印度不存在奴隶制阶段的方式,含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迹。高善必把强迫劳役视为印度封建制度典型特征的做法,在印度史学界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宗教和文化在高善必的历史解释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

简介：史家作为史籍撰述的主体，其素质修养如何，直接决定着史籍的价值。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家修养，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史家修养理论。纵观中国古代史家修养论的形成过程，先秦秦汉为滥觞时期，其直书不隐的“良史”观、论载历史的使命感，为此后史家修养理论的初步总结留下了思想财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第一个专篇，提出了“素心”以“析理居正”的史家修养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做出了初步总结。唐初以三篇帝王诏令、《隋书·经籍志》和《晋书》为代表，对史家修养与史官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推进了南朝以来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栽在讨论“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问题时，提出了史家需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所撰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对此作了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形成。

简介：

简介：亡命日本后,梁启超写了两篇《谭嗣同传》,一是1901年10月在《清议报》第4册上发表的,二是在1899年1月刊行的《仁学》单行本(国民报社刊)里附录的。前者明显记载为梁启超撰,后者没有写明撰者姓名。《饮冰室合集》所收为前者,因此它成为最普遍的《谭嗣同传》。1898年12月,《知新报》第75册已经登载过谭嗣同传。其传包括谭嗣同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那两份《绝命书》。此工作是跟梁启超等有关的。很奇怪,《清议报》的《谭嗣同传》没有包括这两份《绝命书》。对传记,《绝命书》是绝对重要的史料,而且笔者正是梁启超本人。《仁学》所附的《谭嗣同传》就是删节《清议报》所载《谭嗣同传》而成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特别让人惊讶的是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有关的部分,在前者中全部被删除了。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简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印度史学界的“底层研究”，在80年代末发生了后现代转向。作为“底层研究”团体早期重要成员的苏米特·萨卡尔对这种转向提出了批评，并退出了该团体。萨卡尔之所以积极参与前期“底层研究”，是因为这种研究与他自己注重“自下而上”来看历史、重视不脱离语境的历史细节研究、强调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相互诠释的社会史观相契合。相应地，萨卡尔对后期底层研究的批评，主要是由于这种研究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抛弃了对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一经济关系的必要寻求，未能将研究对象与具体语境结合起来，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走向了纯粹的文化主义，忽略了对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此外，萨卡尔还对后期“底层研究”因受后殖民主义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将后现代主义与启蒙理性对立起来，坚守启蒙理性立场，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底层研究”的侵蚀。虽然萨卡尔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但是他的社会史观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简介：钱宝琮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史特别是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已改为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巴黎）通讯院士。他撰有《古算考源》、《中国算学史》（上卷）、《中国数学史话》、《算经十书》（校点）、《中国数学史》（主编）等专著。1982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选编出版了《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1998年，又出版了《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简介：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简介：伴随着1949年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历史学亦发生了“破旧立新”的剧烈变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其于1950年率先创建,即有从人脉关系上切断与“旧史学”界的联系、着重培养新生力量、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之用意。但实际上,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间,近代史所逐渐引入的“旧史家”亦不在少数,且在近代史资料整理编纂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为近代史所的早期发展贡献颇多。近代史所中,“新”“旧”学人并存,其中的“旧史家”群体,正为当代史学史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研究样本。从中科院近代史所的“旧史家”在“十七年”中的实际境遇可以看到,这些“旧史家”大多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新政权有较多认同,且力图融入新时代。但他们既需面对新、旧时代中自身处境的落差,还需承受思想意识中“新”与“旧”的糾结缠斗,有时亦不免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整体来说,他们均经历了一番并不轻松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