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鄱阳湖湿地植物群落沿高程呈现不规则的带状分异。利用遥感解译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采用高斯回归方法,分析鄱阳湖湿地3种典型植物群落在全湖的分布特征及其在不同湖区的分布差异。结果表明,从全湖范围来看,茵陈蒿(Artemisiacapillaris)—狗牙根(Cynodondactylon)群落、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南荻(Triarrhenalutarioriparia)群落、薹草(Carexspp.)—虉草(Phalarisarundinacea)群落分布的最适高程分别为14.3m、13.2m、12.5m,依次降低;茵陈蒿—狗牙根群落的生态幅宽大于其它两种群落;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3种群落的分布都有向低处延伸的趋向。从典型湖区的比较来看,3种群落在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高程都大于在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分布高程,高程差接近1m。通过比较康山和都昌水文站的日平均水位发现,不同群落分布的高程差异及同一群落在不同湖区的分布差异与水文条件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大型湖泊湿地植物分布特征动态,对维护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于2015年11月25日,在鄱阳湖湿地灰化薹草(Carexcinerascens)集中生长区,采集0-10cm深度土壤和植物样品。于2015年12月15日-2016年3月21日,在河南大学环境科学实验室,进行室内模拟实验,研究恒干、恒湿、干湿交替、水位上升、水位下降及添加灰化薹草碎末处理下,土壤中不同形态氮的含量。结果表明,土壤全氮初始平均质量比为1403.7mg/kg,实验结束时,在未添加灰化薹草碎末的恒干、恒湿、干湿交替、水位上升和水位下降处理下,土壤全氮平均质量比分别为1413.3mg/kg、1358.0mg/kg、1325.0mg/kg、1414.7mg/kg和1446.0mg/kg;添加灰化薹草碎末的干湿交替、水位上升和水位下降处理下,土壤全氮平均质量比分别为1612.3mg/kg、1329.3mg/kg和1395.7mg/kg。与实验初始相比,添加灰化薹草的恒湿和干湿交替处理下,0-2cm深度土壤全氮含量减小了10.9%,恒湿处理下,0-2cm深度土壤铵态氮含量增幅最大。在灰化薹草分解过程中,2-5cm深度土壤全氮、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都增大,但是,在添加灰化薹草碎末的各处理下,0-2cm深度土壤全氮和有机氮含量小于未添加处理,灰化薹草分解提供了丰富的碳源,使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增强。
简介:于2014年11月10日、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在鄱阳湖区南矶山湿地和常湖池湿地,采集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群落、南荻(Triarrhenalutarioriparia)群落、茭白(Zizaniacaduciflora)群落、灰化薹草(Carexcinerascens)群落土壤和光滩土壤样品,测定土壤样品中各形态的碳含量和过氧化氢酶、脲酶和蔗糖酶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南叽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在常湖池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都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各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差异不显著;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高。2015年1月17日,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最低,且显著低于4月12日(p〈0.05);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最高;在南矶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都显著高于2014年11月10日(p〈0.05),在常湖池湿地,脲酶活性差异不明显,2015年1月17日土壤蔗糖酶活性显著高于4月12日。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与土壤含水量显著正相关,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分别与土壤pH显著相关,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与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显著正相关。
简介:在介绍鄱阳湖流域背景和综合管理机构职能,以及相应地方法规的完善和流域总体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近20a来流域综合管理的内容与措施,并就取得的成效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近20a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与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江西省积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根据要求和"五年发展规划"的具体部署,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注重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流域管理要注重系统性和综合性,以及以先进技术为依托、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科学原则,把流域作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生态经济系统,以开放促开发,治山、治江、治湖和治穷有机结合,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保护环境、治理山水、建设美好江西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的建设和实践,为流域综合治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简介:在2011年8月和2012年7月丰水期,在鄱阳湖湖区布设77个采样点,大规模采集水样,研究浮游植物生物量(以水体中叶绿素a含量表示)在湖区的空间分布,并探讨叶绿素a与相关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鄱阳湖丰水期水体中叶绿素a质量浓度较低,平均值为10.58μg/L;叶绿素a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东南湖区最高,中部湖区居中,北部通江区较低。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水体中叶绿素a含量与水体透明度显著正相关,与总悬浮颗粒物含量、总氮含量、亚硝态氮含量、硝态氮含量和溶解性总氮含量显著负相关,与其他营养盐含量不相关。水下光照条件是限制鄱阳湖浮游植物丰水期生长的主要因素;鄱阳湖水体交换时间较短,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浮游植物的生长;丰水期,高水位稀释了水体中的营养盐浓度,从而掩盖了其对浮游植物的作用,导致营养盐的作用不明显。
简介:以鄱阳湖湿地灰化薹草(Carexcinerascens)洲滩表层土壤为研究材料,采用室内水分控制实验方法,设置不做任何处理的自然裸露、含水量保持在30%、放置在水面下10cm和100cm处4种不同水分梯度处理,土样经过42d处理后,研究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和土壤酶活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放置在水面下的土样的含水量、pH和总有机质含量都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含水量保持在30%的土样的微生物的生物量碳、氮含量分别最高,自然裸露处理下的最低;放置在水面下的土样的基础呼吸强度、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磷酸酶活性、β-木糖苷酶活性、酚氧化酶活性和过氧化物酶活性都显著大于其它处理,且淹水深度对微生物的生物活性无显著影响。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灰化薹草洲滩表层土壤性质及其微生物和酶特性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含水量和有机质含量。
简介:长期以来,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着鄱阳湖南矶湿地生态系统,开展该生态系统的野外监测和提升监测水平十分必要。2013-2017年,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鄱阳湖南矶湿地野外综合试验站建设了野外监测平台,该平台主要包括一个大气通量观测系统、三个常规水质和气候监测浮体以及相应的动态监测网络系统。围绕该区典型湿地的气、土、水、生四方面的多项指标,开展了有序监测。每年共采集、分析和整理各类数据超过1GB,大量的监测数据和信息为鄱阳湖南部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研究和区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供了支撑服务。监测和研究结果表明,①南矶湿地作为碳汇,其CO2通量月变化受季节性淹水和气温变化双重影响,年内吸收与排放具有周期性变化特征;②在垂直分布方向上,在0-50cm深度土层中,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所占比例急剧减小,0-15cm深度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占0-50cm深度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的50%以上,且其主要受土壤水分和植物生物量的影响,南矶湿地土壤有机碳含量也高于鄱阳湖周边区域土壤;③鄱阳湖湿地水体中的溶解性有机碳含量高于开阔水面,而且南矶湿地可能是鄱阳湖水体中有机碳的重要来源;④水位变化引起的湖泊底质变化是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群结构和多样性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人类活动对于碟形湖水位的控制会对底栖动物结构组成产生影响。野外综合试验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在制度建设、数据挖掘和开放合作三方面持续提升,以期为湿地管理和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简介:赣北鄱阳湖地区土塘剖面发育第四纪红土,自下而上可分为强网纹红土层、弱网纹红土层、微网纹红土层、均质红土层和下蜀黄土层。基于常量元素、粒度分析数据以及前人年代框架,初探土塘剖面化学风化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1)土塘剖面粒度组分均一,常量元素含量相近,风化淋溶强烈。(2)土塘剖面各地层间化学风化强度存在差异:下蜀黄土层为初期的去Na、Ca阶段;均质红土层为中期的去K阶段;微网纹红土层由去K阶段向去Si阶段过渡;网纹红土层已完全进入晚期去Si阶段。剖面常量元素的相对迁移能力为:Na2O>MnO2>CaO>P2O5>MgO>K2O>SiO2>Al2O3>TiO2>Fe2O3。(3)中更新世以来赣北鄱阳湖地区气候总体上由暖湿趋于干冷,期间伴随多个明显的干湿旋回佐证强烈的淋溶与干湿交替作用是网纹红土发育的重要驱动因子。
简介: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对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的3种涉禽——白鹤(Leucogeranusleucogeranus)、苍鹭(Ardeacinerea)和白琵鹭(Platalealeucorodia)的越冬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白鹤的主要行为是取食(82.60±6.57)%和警戒(10.38±3.93)%,其取食行为发生频次比例远高于苍鹭[(8.62±4.84)%]和白琵鹭[(25.70±25.15)%],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1边走边取食的白鹤和白琵鹭在取食时,比苍鹭消耗更多的能量,它们通过花费更多的取食时间,来弥补能量的消耗,2植食性动物(白鹤)相对于肉食性动物(苍鹭和白琵鹭)需投入大量时间摄取食物,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收入;白琵鹭和苍鹭的主要行为包括静栖和取食,但白琵鹭取食所占的比例高于苍鹭,静栖所占比例低于苍鹭,表明白琵鹭和苍鹭对能量的获取和消耗存在一定的权衡,分别采取不同的行为对策。3种涉禽行为节律的研究结果显示,1白鹤仅警戒无显著节律变化,其余各行为节律都变化显著,各时段的取食行为频次比例较高;2苍鹭的静栖和取食无显著节律变化,各时段的取食发生频次比例较低;3白琵鹭的取食表现出早晨(7:00-7:59)、傍晚(17:00-)发生频次比例较大,静栖发生频次比例峰值出现在13:00-13:59。3种涉禽取食高峰时段不同步,利于它们获得最大化的适合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间竞争,避免了食物资源利用的激烈竞争,以达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