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成都”名称的含义解释一直颇为棘手。尽管自宋以来,关于成都名称的解释已不下十种,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令人信服。由于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且古蜀人的语言“颇与华同”,成都一词当就是古夏(汉)语。成都名称约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晚期(战国晚期)出现,其时“成”的读音可能为端纽耕韵,“都”的读音可能为端纽鱼韵。汉代西南地区的“×都”地名,是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成都即得名于附近的“滇池”,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水体名称滇池的转化。滇池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进入古蜀国的楚人。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对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
简介:本文以宋元以来太湖东部平原的水环境变化为基础,具体分析作为人居生活场所的聚落在形态、分布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并揭示其背后的自然与人文驱动力。宋以后江南人口压力的增大和水网泾浜化的发展,促使太湖东部平原聚落的形成模式逐渐归于两种,即低乡与高乡。低乡地表水充沛,聚落营造的原则以开浚河浜、排除积水为先,宅随浜而就,交通以行船为主,因而房屋沿泾浜分布,具有集村产生的条件。高乡地表水量不足,人们开凿河浜的首要目的在于引潮和蓄水,随之形成以屋宅为中心、浜随宅就的聚落格局。由于高乡河道浅窄不利于行船,住宅与河浜呈离散性分布,聚落形态以散村为主。本文研究证明,除社会经济因素的阶段性影响外,地势、河流水性、潮汐等地域性自然要素,对于太湖东部平原聚落形态的塑造具有本底的制约作用。
简介: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简介:城市群不能独立发展,城市群彼此间只有建立起紧密联系,才能整合为高效互动的城市体系。根据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情况,我国的城市群可以区分为7个片区:"黑+吉+辽"、"京+津+冀+晋+鲁+豫"、"沪+苏+浙+闽+赣+皖"、"湘+鄂"、"粤+桂"、"川+渝+滇+黔"、"陕+甘+宁"。这些片区内的核心城市间的联系程度不同,核心城市的辐射力也有较大差别,所以需要对这些片区进行详细分析,通过构建"子城市链"、"子城市团"等措施,不断完善各个片区内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联系,在各个片区内形成"分层+分片"的发展秩序,使得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个片区内都逐渐形成"核心城市-子中心城市-县级中心地"的多层次的城市发展结构,推动全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简介:安徽省城市旅游发展速度较快,但存在较大的空间发展不均衡。江淮城市群是中国“十二五”城市群战略的重要一极,将成为未来安徽省城市旅游发展的区域主体,因其有利于整合区域资源、弱化城市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提高资源要素、资金利用效率。江淮城市群旅游发展现存四大问题: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开发强度存在较大的空间不均衡;旅游产品建设重复性较大,不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个别城市旅游战略定位不准确,发展力量离散化;城市旅游缺乏区域性整合,区域经济社会带动力不足。未来江淮城市群旅游发展应从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发展、区域旅游形象整合和区域旅游管理四个方面协调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建设及一体化管理,促进江淮城市群旅游协调发展,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和区域带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