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正>西方法律在近代中国的最早传播,应该是林则徐于1839—1842年主持翻译的《各国律例》,这是我国最早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法的中文译著.继其之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木丹)的《合省图说》以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都洋溢着对英美等国的立法、司法的介绍之言.尽管他们的介绍极为零碎、肤浅,但毕竟给闭塞、沉闷的中国社会透露了新鲜信息.如果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仅限于西方的“船坚炮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师夷”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至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便扩展到器物技艺、自然科学和少量的社会科学方面,并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文化选择取向的规定下,西方法文化作为一种“治之具”、“应世事”之用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其传播媒介主要有以下三种:
简介:<正>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深入探讨“五四”对中国的影响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撞击和相互交融的历史经验及历史教训。由北京中国文化书院、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北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四单位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联合于6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南朝鲜、美国、苏联、中国及港台地区的130多位著名学者专家。与会者主要以“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议题,就五四与传统文化、五四与西方思潮、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除主题发
简介:福田亚细男先生,前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历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新渴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等职,现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所提出的“地域民俗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先生组织的中国调查项目历时二十年,对于中国民俗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在日访学期间,于2010年9月3日对福田亚细男先生进行专访,旨在加深两国民俗学界的相互理解,本刊特配发福田先生的新作以飨读者。今后,还将不定期刊载对海外民俗学名家的学术专访,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