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货币是中国古代王朝实现财政调拨的重要工具,也是民众完成日常交易的重要媒介。研究货币史,对认识当时的财政格局、市场流通乃至经济结构都意义非凡。

简介：清末民初,俄币作为一种侵华的媒介,大量进入新疆地区。俄币在新疆的流通与使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极大地冲击了新疆原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1968年,我走出校门进厂门,被分配到武汉市粮食部门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30多年从“粮”至终,其间我有幸亲历武汉粮食流通改革,是这段难忘历程的经历者、参与者与奉献者.我国的粮食体制改革,始终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有序展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施统一计划管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粮食改革的号角.从1979年计划管理下的限量议购议销.

简介：<正>明代南直隶扬州、淮安府境内,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淮河、大运河以及数十条运盐河纵横若织,水路运输条件得天独厚。在淮、杨二府濒临黄海地带,亭池、卤地遍布,盐业资源十分丰富。淮南地区以煎熬法、淮北地区以摊晒法生产食盐,两淮地区构成了明代最大的海盐产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刚刚建立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便设置两淮盐官,

简介：湖南米谷向外省输出与省内的流通在清末民国时期持续发展，其水平要高于清朝全盛时期。杂粮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粮。与过去湖南是“地主市场”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此一时期的米谷市场是“农民市场”。洋货包括洋米在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农村并不占多少比重，本文对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至少是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效果表示了怀疑。

简介：文章在探讨清前期的货币体系及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基础上，对16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粗略估算。进而依据清前期的货币流通趋势，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清代前期二百年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认为18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白银的货币化和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推动的长途贩运和地域大商帮的兴盛，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供给量和政府的财政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不足，分别在清代初期、嘉庆和道光时期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萧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关于清代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论”和“增长论”或许仅仅是基于不同时段和不同侧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协调。

简介：“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简介：<正>丧服制度包括亲属间的丧服、政治等级间的丧服、一般无亲、政关系成员间的丧服三大类。亲属间的丧服,又分宗亲丧服与姻亲丧服。宗亲丧服直接显现宗法等级关系的亲、疏,远、近,是宗法制度具体表现方式之一(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宗子祭祀权);姻亲丧服从属于宗亲丧服,它是宗亲丧服的派生物,无独立存在价值。本文着重研究宗亲丧服、研究宗亲丧

简介：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

简介：当年机关干部理论学习和党的组织生活特别严格，规定每周四上午为理论学习。学习分为两个组别，科以上干部为中级组，学习内容是《联共（布）党史》的第几章至十二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著。一般干部为初级组，

简介：和我们今天一样，古代节日放假也分长短假期。《汉律》算是西汉的“红头文件”了，它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即官员每五天可以有一天不办公，称为“休沐”。到了东汉，休沐的内容更具体为“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放假洗澡更衣，修发刮脸，然后回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什么的。汉以后，历代官员的假期基本分为两种。

简介：政教合一，并非西藏自古就有，而是蒙古征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元世祖与萨迦派帝师八思巴结盟联手的权宜选择。旨在建立蒙元皇帝与萨迦教派共同凌驾于西藏诸部之上的新统治体制，对结束分裂局面和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具有特定功用。活佛转世，也不是古来就有。自元后期噶玛噶举黑帽系率先实施，明中叶格鲁派被迫效仿推广，活佛转世又成为化解教派领袖继承纷争的通行办法。它与佛教追求来世的基本教义照应，在供奉释迦牟尼之外，增设了另一个独立的“活佛”崇拜系统。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偶然结合，构成了相互支撑、俱荣俱损的西藏神权政体的两大支柱。

简介：(续)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是文武两政由这两院分掌。然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所谓南枢密院,在《百官志三

简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简介：鄂西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这里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元朝开始发展为土司制度,历经明朝,至清雍正13年,鄂西土司全部纳土,改土归流顺利完成。鄂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沿革鄂西地区山高水深,气候多变,交通闭塞,语言风俗与内地不同,历来就被称为溪峒蛮夷之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唐王朝对“溪峒蛮酋归顺者,世授刺史,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为授世职之始”。①唐朝曾在鄂西设立“清化郡”(即清江郡——引者注),辖清江、建始二县。②“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其酋长皆世袭。”③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施州

简介：本文认为北朝的遣使制度出现了四方面的变化:(1)出现了常设性质的大使;(2)大使的分工更为明确,出现了以职能命名的专门使;(3)大使出使区域的划分更为细密;(4)大使与北朝其它中央派出机构在功能上有合一的趋势.这些变化因北朝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并开唐代使职制度之先河.

简介：(续)　　第二,以契丹人为成份的新编成的部族(一)特里特勉部关于此部,《营卫志》圣宗三十四部条载为:初于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侦侯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圣宗以户口蕃息,置为部。可见,这个部的前身是为了侦察奚部的动静,从八部分别抽出二十户而编成的。但是,作为其卫戍地的落马、速鲁两河未见另有记载。另外,此部的卫戍地在《营卫志》中载为倒塌岭,其地位于现在山西省北部。假如在编成部族前后确实是其卫戍地,那么,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牵制老哈河流域奚部的目的。然而,也象后文所叙述的那样,奚族在反抗唐末契丹的压迫时,有一部分西迁徙到相当于现在察哈尔省怀来县的妫州。这样,

简介：敬老尊贤、孝亲奉长,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优良传统,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第四，部族的统帅机关辽代的部族在作为行政单位的同时，又是军事单位。其最高统帅机关是北枢密院。具体事务属于北、南两宰相府分掌。这无疑是军民两政不分的部族制度。在两宰相府之下，各个地区分别有统帅机关。各个小部族在军事上属于其统辖。因各部族的牧地被限定，进而出现了卫戍于同一地区的若干部族合而为一个集团的情况。所谓各地区分别设有的统帅机关，当然会掌握着这类集团的军令和政令。进一步讲，辽制中部族牧地被限定，就是为了有利于行政和军事上的方便。在《兵卫志中》众部族军条中载有：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司存。并且依次列出了各部的隶属关系。同样，在《营卫志》中也有记载。依据这两部分可弄清这个问题。还有，

简介：<正>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