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当西方近代政制的优越性以及德国、日本推行的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模式为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所推崇时,改革政治,以近代化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时代思潮。政治革新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也有所认识,但在时局的催逼与国亡无日的焦灼感的驱动下,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而时局日趋黑暗,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乃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规模不大,但其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争论,我们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简介: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简介:本文以考证《学令》先读经文条为中心,对古代中国讲学的形成及其传至古代日本后的演变这一过程加以探讨。首先,《学令》先读经文条所见之讲学,由学生背诵经注的"读者"课程与他们听博士解释经注的"讲者"课程组成,课程中学生无需以书籍为媒介。这一点已由宋版单疏本的特殊格式证明。其次,通过分析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画像石墓的讲学图及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讲学图(均为东汉晚期),证实前者与"读者"课程相对应,后者与"讲者"课程相对应,说明学令讲学式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在古代日本7世纪后半期创立"大学"时,引进了唐代讲学。据四国德岛县观音寺木简、正仓院文书及《令集解》等资料可知,当时以音读(汉语发音)为前提的"读者"课程并不盛行,而以汉文训读为基础的"讲者"课程却发展迅速。这与重视读者(帖试)的唐代国学正相反。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学令讲学式逐渐衰落,只用汉文训读讲解经书的"讲书"方式得到普及。如上历史过程确定了日本中国学的特色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