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人们不会忘记他;在安徽省地质行业中,人们都知道他。他,就是严坤元,一位以严于律己、工作严谨著称的总工程师。从1958年起,我就在严总的手下做地质技术管理工作。后来的10多年中,我与他在工作上的接触较多,对他的严于律己、专业精湛、谦虚朴实的风范深感敬佩。

简介：我在一本杂志上读了《刘顺元出山》一文,想起还有一件关联事,是江渭清巧护刘顺元。“文革”以后,江苏省委老书记江渭清闲居在省委招待所后东楼,冬天就搬个小凳子晒太阳。我上班必经他坐处,他常喊住我,说:“陪我聊一会儿嘛,没重要会议迟到一会不要紧,就说是我留你说说话的。”

简介：在系统梳理墓葬与墓志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之后,可知李唐对于建国元从,多授予三品至五品文散官和勋官。在政权建立之后,不少元从或归返本乡,或驻守战略要地,或移居长安、洛阳及其周边,河东潞州人士归返本乡更为显著。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墓葬呈现一定的共性,如随葬贴（描）金彩绘的器物,葬以双室砖墓。在唐代潞州地区,随葬神煞俑、极具特色的墓志,成为潞州元从这一政治文化集团的标志,最终在初唐至盛唐时期形成了唐代墓葬的＂潞州模式＂。李唐建国元从的背景,使得地方豪族墓葬呈现出特殊的面貌,在武则天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将初唐至盛唐时期一些＂僭越＂的墓葬放于＂首膺义旗＋地方豪族＋武则天时期＂的模式中加以考察,一些看似不符合已有丧葬等级制度的墓葬便可以得到解释。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对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的墓葬进行考察,共同参与李唐建国的行动,拥有元从的身份,高宗武则天时代特殊的处境,将元从集团塑造成同一类型的群体,他们对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更为强烈。

简介：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韻略》纸背文书存留了三百余叶，九百0一户元代湖州路户口事产登记，该资料是学界首次看到的较大规模的元代户籍文书资料，在历史学多个领域有重要研究价值。文书中充斥着大量俗体字，有些文字字形乖戾，不易识读。该文书是考察宋元时期官方正式公文书写情况的第一手文献，具有一定的文献学、文字学研究价值。同时，这批文书中以大、小写字形混杂书写的数目字人名，蕴含了宋元时期诸多历史文化信息。该文书已公布第一册录文，在此基础上，考察全部六册公文所见文字的字形、字义以及用法，可管窥宋元公文书写用字的现象及规律，也能从文字的使用上看出不同社会阶层、文化层次之人的书写用字习惯。

简介：脱虎脱是元武宗朝的尚书右丞相，也是“至大新政”中的核心人物，《新元史．脱虎脱传》等论着中对其族属及生平的介绍有不少谬误和隐漏之处，本文通过勾稽元代史籍中的散见资料，考证出他是蒙古人，世祖时期曾在江南地区担任高官，後因深度涉入至大末年的武、仁之争而被杀。同时本文还以脱虎脱等省臣的出身为切入点，对武宗朝尚书省的用人取向进行了探讨，指出过去认为武宗任人唯亲的看法并不客观。

简介：官修《晉書·地理志》斷限不明、疏漏極多,學者在考校西晉地理因革時,常常徵引《太康地記》(《太康地志》)以駁《晉志》。歷來認爲,《太康地記》可能由西晉官方編撰,並嚴格按照太康三年(282)斷限。但從晉武帝時期因分封變動而引發的北海、東莞兩郡的置廢來看,該志的記載卻與分封形勢嚴重不符;反之,東晉初王隱《晉書·地道記》所記沿革更爲準確。全面深入分析兩部地志的佚文,可知王隱《地道記》確以太康三年斷限,而《太康地記》不僅成書在後,且衹有模糊的斷限區間--太康三年到十年。此外,另一部西晉地理總志《元康地記》亦值得關注,在《太康地記》和王隱《地道記》的各種清人輯本中,往往攙雜着本應屬於它的佚文。

简介：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其一生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毕生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2018年是张伯苓先生诞辰142周年,也是南开大学建校99周年,在此契机,我刊特别刊登对张伯苓嫡孙、天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张元龙先生的访谈,以为纪念。

简介：康熙二十六年(1687)元夕,时任《明史》编修总裁的徐乾学与两位弟弟徐秉义、徐元文,召集子侄门生、书局同僚以及寓京名士,在北京宣南绳匠胡同的“碧山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赏华灯、食珍馐之余,乾学取出所藏的30种名酒请宾客们品评,并提议作诗以志其事,最终有3300余字的诗、序与跋文得以流传至今。本文先从清初政治史与学术史的视角讨论此次碧山堂宴会的时代背景,再通过分析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还原清初北京宣南地区以“徐乾学幕府”为中心的学者群体宴饮交游的情形,最后结合徐元文与姜宸英关于“南茶北酒”的争执,讨论时人的饮酒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