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电影不平凡地告别了20世纪。而此时,2000年全国电影票房统计业已出来。结合一年以来我们所接触到的现实,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实,我们不能不对过去一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进行认真的思索。一、隐藏在票房资料的背后:审计2000年中国电影票房及市场状况2000年末,在《美丽的家》还没有发行的情况下,全国票房的基本情况是:《没完没了》2800万,《西洋镜》600万,《过年回家》220万,《一声叹息》1800万、《卧虎藏龙》1160万。引进的分账影片和买断影片(《黑客帝国》,《偷天陷阱》、《东京攻略》、《决战紫禁城之巅》、《精灵鼠小弟》、《诺丁山》、《人猿泰山》、《双重阴谋》、《再见美国》、《特警新
简介:既要适应市场,又要引导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出版社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适应市场,就是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一般不难做到;而引导市场,则是引导图书消费,引导读书潮流,这需出版社对图书市场进行超前性的预测,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不断发掘新的、可创品牌的精品投放市场,而不是迁就和迎合一些读者的不健康或不正当的需求。儿童教育是人生关键时期的教育,儿童读物则更应有引导市场的责任,不能平庸图书多,重复选题多,粗制滥造的书多,而应用最精美、最新颖、最生动的出版物教育和丰富儿童。所以,儿童读物应具有精品意识,坚持以精品书引导市场。
简介:中国不久将加入WTO,电影业将不可回避地参与市场竞争,以我们的电影现状要经得起挑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电影业要想有实力地参加市场竞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电影体制问题,不解决机制问题,电影就不好定位,目前的电影既非事业又非产业,不伦不类无所适从,市场上出现各种违规、垄断、不规范、造成市场畸形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一、电影票价到底高不高?电影票价问题始终是困扰我们的非常敏感的事情。成都降价风波及全国,北京尽管也受到了社会各界诸多关注和各种争议,成都降价源于市场已经出现不同产权的两条院线竞争机制的雏形,否则或许也并非如此。任何一种产品的定价无非要根据三点来决定,第一、按成本定价。第二、按质
简介: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始终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近些年,一些文艺作品在商业运作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忧虑。2013年10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举办第二十九期“青年文艺论坛”,本期论坛的主题是“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问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孙佳山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林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徐刚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以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的40多名青年学人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以当前热议的文艺作品为切入点,讨论了在历史转折年代不同文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及其所勾连的社会文化图景,探讨了现有的文艺评价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力图为建构科学、健康的文艺评价体系做出初步的探索。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简介:<正>《光明日报》88年9月12日发表如题(李震)一文,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上虽根本不同,但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可否认的趋同现象。他指出:一、生产力具有共同的本性和要求,超越了社会制度的界限。两种制度的国家现都出现了寻求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情况。二、两种社会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现实的社会主义将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与现代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彼此联系,互相竞争,共同解决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三、两种社会具有同一的历史任务,即实现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基本变项是一致的,即物质基础现代化,政
简介:2015年6月2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第49期青年文艺论坛,本期论坛主题是"市场化时代的劳动美学——新时期以来关于劳动的想像与书写"。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崔柯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刘岩、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以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的30多名青年学者出席了本期论坛。论坛围绕新时期以来一些与劳动相关的文艺作品,对劳动的内涵和形态、劳动所凝结的社会关系、劳动的空间和场景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劳动、劳动者地位的变化及其深层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格局中重新理解劳动、恢复劳动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劳动美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简介:一、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也不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始作俑者,但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必然要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用美国弗·詹姆逊(F·Jameson)的话来说:“意识形态分析的形式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其目标就是要通过揭示各种观点在一场持续的阶级斗争中作为合法化的工具和武器这样一种作用来使其单纯外表的‘非神秘化’。这一类的常被认为是还原性的,当然只能是这样:它意味着粗暴地将那些以纯粹的思想为表象的东西还原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不那么令人喜爱的实用功能。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所发动的那场革命一样广泛……”,“‘意识形态’一词,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你必须解释,找到人们所说、所做的事背后的意义。”
简介: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引起争议一、一本文学史成了畅销书1996年初,复旦大学出版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据报道,尚未见样书就被沪版图书订货会订走2万2千多套,后发行多达八万多套,“一部价格不菲的学术性著作如此‘炙手可热’,这在当代图书出版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回’”。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竞相报道和评价。此书是96年3月出版,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宣传攻势。上海各家报纸跟踪预报了出版消息。96年1月,《文学报》用一个版和篇幅刊登有关内容。书成之后,有关方面组织各类演讲会、报告会、签名售书等活动近十次,成功地营造出一个关于文学史的‘对话环境’,除了各大报纸外,另有中央电视台参与了有关的宣传报道,(见《开放月刊》96年10月)
简介:在当下市场化潮流中,谈论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显然不合适宜。客观地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市场化冲击的时候,儿童文学似乎应该对市场化时代怀有感恩之心。至少,与被边缘化的成人文学相比较,儿童文学在市场中的读者群、发行量一直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甚至有一种增长的势头。尤其,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原创力的增强,儿童图书文化市场已经改变了国外引进出版物一统天下的格局,由此拉动了对本土童书的内需。然而,儿童文学界固然可以相信销量就是硬道理的市场化逻辑,但是否可以据此漠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或困境?如何理解儿童文学在市场化潮流中的开放性?如何理解儿童文学开放性中的文学性、经典性?基于这些问题,我试图对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作一思考,并由此牵连出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