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第五代:在“寻根”中搁浅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所谓“新时期”文艺的主要特征,在于随着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价值观念的调整,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进人社会的精神层面,扮演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担当起文化和精神启蒙的责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探讨等等,无不展示着文艺开始重新将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理想主义的旗帜重新飘展,崇高和激情、痛苦和寻找、良知和独创……这些久违了的精神价值成了此一时期最为夺目的光采。此时的中国电影,在文化轨迹上,经过了“反思”和“消解”两大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伤痕电影”或“反思电影”以及“寻根电影”
简介:1949年之后,“中国科幻电影”这一类目对于“中国形象”的关注和呈现,一直非常明显地呈现出对现实政治状况、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复杂国际关系的体察、困惑和思考。在“十七年”期间以《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代表的“畅想曲”式影片,往往以“劳动者”统摄对新中国形象的刻画和展望。这一形象既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消除身份差异的乌托邦式愿望,同时也暗含着背后的深刻裂隙。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映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男人的世界》等影片,更加强调中国形象的外部性,尤其从国际政治、科技文明和现实文化导向的多个层面,反向凸显出当时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忧思和期望。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产科幻电影的市场化和类型化特征愈发明显,影片制作流程逐渐国际化,而中国形象或者成为好莱坞式政府形象的翻版。或者逐渐退居幕后。科幻电影里“中国形象”的塑造,其根源与当下人们对人类未来的整体构想密不可分,因此在银幕上重构文化意义与民族意义上的“中国”,实质上要求着一种对于中国未来之想象的具象化呈现。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