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疆摄影业起于何时,无文字资料可查。但是早在20世纪初,已有外国人利用照像技术拍摄了大量的新疆文物资料,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不但整块整块地被人剥走,而且还被拍成照片带到国外。当然这不能称之为新疆的摄影艺术,而只是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新疆文物宝藏的一种手段。在新疆,我看到的最早一张照片是20年代拍的一张人像照片,是在照像馆拍的,虽然照片质量差一些,但说明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已有了照像技术。当时的摄影多为商业性的,很少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更谈不上新闻摄影报道。我见到的纪录社会活动的照片是吴蔼震著的《新疆纪行》一书中的图片插页,照片摄于30年代,有一部分是当时新疆政界人物的合影,也有一部分是纪录当时新疆少数民族生活
简介:清代京杭运河是南北水运交通要道,每年漕运之期,旗丁挽运粮米途中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亦会形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交网络,一方面建构旗丁群体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运河流经的区域社会,催生了旗丁多重的社会角色,不断重申承运者身份地位的同时彰显社会中'人'角色多变的特点。旗丁社交网络丰富了其运漕生活,也提供了信息传递的载体,其传播过程仍未脱离传统'人际'的传播模式,内容上既有诸如米价、土宜等民间信息,又有邸报上的官方新闻,间接上反映了旗丁群体的生活诉求。不可否认,信息传递会存在真与假、利与弊的双重性,真实信息利于百姓与旗丁生产生活;相反,虚假信息则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区域内民众恐慌,扰乱地方政府统治秩序。无论何种影响,旗丁作为常年行走于运河之上的群体,不仅传播了原有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又不断采撷着运河沿线的信息,在清代社会发展与信息流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介:当前的中国形象研究通常在问题提出之初,就主动将中国置于西方他者的位置之上,从而不仅表现出了浓重的'西方情结'(尤其是'美国情结'),也表现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普遍比较重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忽视世界的中国形象;重视异域的中国形象,忽视本土的中国形象;重视负面的中国形象,忽视正面的中国形象。在这过程中,'东方主义'不仅成为他们使用最为'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他们在思维上无法摆脱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带来的障碍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遮蔽了我们本应倾听的他者声音,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边界。因此,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陷阱和思维方式,重新深入到形象话语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谱系'中,并从中发现它们的行走轨迹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破解'中国形象'话语迷思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自我的想象,倾听他者的声音,从而在时空的坐标系中重新'发现'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