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份重要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规范文件发布实施1月15日,中宣部等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指出,省级技术平台应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媒体服务类、党建服务类、政务服务类、公共服务类、增值服务类等业务提供支撑,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容、渠道、平台、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深入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适应移动互联网,特别是5G的发展。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2008年是我国对外传播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2009年中央明确提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总体规划,'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此拉开帷幕。2019年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施的第十个年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分析与反思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实践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理论研究总体偏弱,能够在较长时间段内对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进行潜心开掘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文章即是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整体推进十周年的背景下讨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与意义。总的来看,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核心能力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一个转变过程。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新闻传播研究需要考虑将中国实践理论化的可能性,'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就是理论探索的方向之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国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不再是媒体或媒体网站单方面的事情,而成为多元主体共同的事情;以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亦应上升为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
简介:本研究重点探讨了身份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间的中介效应。基于2017年3月在北京、天津和深圳三地的问卷调查和个人深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为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认同程度较高,人际交往水平总体稍有偏低且交往多在同质群体中进行;社交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在社交媒体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身份区隔及伴生的社会权利贫困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体认,并成为他们与城市居民进行人际交往的藩篱;通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媒介公共产品和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有助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异质群体之间建立稳定的人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