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拓展Grossman与Krueger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细致阐释了外商投资影响环境效率的机制,并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槛技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实证考察FDI影响环境效率的机理和效果,结果表明:(1)FDI数量通过产业结构途径阻碍了环境效率的提高,但FDI数量与FDI质量均能通过环境技术渠道改善环境绩效;(2)FDI数量因其给环境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引致本地环境监管的强化,而FDI质量作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夺的"潜在"资源,倾向于弱化本地的环境监管;(3)外资质量与外资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作用均表现为基于环境监管强度的双重门槛特征。当环境监管强度较低与较高时,FDI数量与质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表现为负面或不显著;当环境监管强度处于合理水平时,FDI数量对环境效率的负面效应减弱,FDI质量对环境效率有正面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合理的环境监管、提高外资企业环境准入门槛、鼓励环保型外资企业进入等方面的协同努力,对促进FDI正向的环境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简介:本文对环境规制引致劳动力再配置的主要路径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了理论梳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面板VAR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带来的劳动力再配置并分析了其宏观含义。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引致的劳动力再配置反映为污染部门的就业萎缩和清洁部门的就业扩张,其宏观福利含义表现为潜在的失业风险和社会转换成本。(2)企业进入、退出和在位企业的就业变动是劳动力再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进入引致的就业创造被显著抑制,在位企业的就业损失明显提升,被规制部门的潜在劳动力需求下降,宏观上存在着因解雇而产生的失业加剧风险。(3)环境规制导致高污染行业再配置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更多的劳动力再配置将在高、低污染行业间发生,宏观上更容易带来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错配及产生结构性失业。因此,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灵活匹配是降低环境规制社会成本,同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所亟需考虑的。
简介:基于1998—2011年新成立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创新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与创新环境、员工教育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创新倾向正向影响企业生存,创新企业较非创新企业有更好的生存前景;(2)创新强度与企业生存之间存在非线性的"S型"关系,过低和过高的创新强度均不利于企业生存;(3)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和行业创新环境显著增强创新行为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而政策支持并未有效改善创新企业的生存状况;(4)员工教育投入的增加为创新企业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采用加速失效时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项研究的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创新行为是维持企业生存的关键,创新环境的建设及员工教育的投入对于企业的创新实践意义重大。
简介:本文以基于功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旧福利经济学,以及以基于帕累托为思想基础的新福利经济学为逻辑主线,对各种福利判断标准进行了诠释比较,并对不同福利评判标准下的税收分配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比较了新福利经济学的各种福利补偿检验标准,逻辑顺序: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Pigou标准→"Pareto"标准→"Kaldor-Hicks"标准→"Scitovszky"标准→"Bergson-Samuelson"社会福利函数→Arrow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性定理)→Little标准→Mishan和Ng的评价→Sen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