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案例研究,深度解析了一家高科技企业生产部门的3次变革经历(其中两次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较成功地推动了变革)。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归纳出经理人团队变革实施与权力建立的动态演变机制,提炼出“侵入式”和“渗入式”两种变革逻辑,并进一步建立“环境-资源-变革”匹配模型解释两种变革逻辑的适用情境。
简介:私营企业中职业经理的奉献精神与家族经理的高承诺为何难以兼得?本文融合心理所有权理论与本土社会心理学相关观点,提出在私营企业中没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主要通过形成共享心理所有权来获得工作激励;而与企业主密切关系,形成“我们”意识,是职业经理产生共享心理所有权的关键路径,企业主的家族成员涉入管理会诱导职业经理自我归类为“外人”,阻碍他们形成“我们”意识,削弱他们的工作激励,仅在无家族涉入时职业经理才有机会通过这一路径提升心理所有权。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和情景实验同时检验假设,发现家族涉入管理与双方的工作关系亲密度、经理的心理所有权之间均存在显著因果关系,而关系亲密度完全中介了家族涉入管理对经理心理所有权的负面影响。上述结果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提示家族涉入管理划定了借助密切私人关系激励职业经理的适用边界。
简介:以武汉、深圳、南京三地的企业新生代员工为样本,采用结构化问卷,围绕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和下属职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后,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对下属的职业成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比较交换关系的质量越高,下属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同时,为了回报领导的信任,下属往往会持续加大工作投入,因而更易获得职业成功,工作投入在社会比较交换关系和下属职业成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鉴于新生代员工的个人主义倾向更为明显,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有所抵消,因此,集体主义倾向的中介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简介:本文基于多年的幸福指数的调查数据,详细分析了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演变过程。通过分析发现,近八年来北京市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剧烈的变动。虽然这段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幸福指数的变化没有与经济联动。文中指出,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看,经济收入的提高对幸福指数只有短期的影响,长期影响不大。作者认同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泊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文中建议,现在阶段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主要应做好人们的心理调适,正确看待得失,才能使人们安居乐业,使全社会的幸福指数达到较高的水平。
简介:本文从企业视角出发,在界定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和分析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认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资源通道机制、自我约束机制、非合作行为的惩罚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高层决策的影响机制,分别对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层治理产生影响;然后,根据网络层次分析法(ANP)要求,运用专家评估法和调研数据,从治理收益、治理成本和治理风险三个维度.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参与公司治理的效能,证实企业社会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控制权、经营权或剩余,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增加治理收益、降低治理成本、减少治理风险,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能;最后,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简介:本文以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与非市场两个层面综合考察了企业的竞争行动、竞争对手响应行动(包括数量与速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企业竞争行动(包括市场与非市场行动)越积极,绩效表现越好;第二,竞争行动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的正效应,同时又由于引发了竞争对手的响应行动(数量与速度)而会对绩效产生间接的负效应;第三,竞争行动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净效应仍然为正,而且非市场行动的净效应要大于市场行动;第四,企业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异常性、明显性对行动与绩效之间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第五,对于非市场行动而言,只有明显性对二者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社会的一项重要课题与任务。苏绣作为苏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本文所研究的苏州镇湖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苏绣”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近年来刺绣产业发展迅猛,形成了以刺绣生产为龙头,相关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的刺绣产业集群。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人才缺乏、创新不足等羁绊。因此,人们在总结以往的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应更加积极地探索与开拓各种路径及形式。架构从思路、理念、方式、手段、保障、人才、品牌、创新、知识产权等方面较为完善的保护与发展体系,使传统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技艺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这将对非遗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