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自我归罪的表现,其本身并无重大法律意义。然而由于受贿犯罪证据的特殊性,受贿案件翻供、翻证行为已经成为打击腐败的瓶颈。本文拟深入分析受贿案件翻供的类型、翻供的原因,通过在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上建立新的规则、制度,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探讨受贿案件嫌疑人翻供问题。

简介：刑法确立的受贿罪由于规定本身的不科学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要求，将动用行贿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纳入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行评估，对受贿罪的主观形态应肯定存在间接故意，以数额确定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的模式存在较多缺陷，建议对受贿罪的刑罚处罚应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标准体系，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简介：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起点辩析吴学斌史凤琴传统观点认为，贪污受贿犯罪的起点是以贪污受贿数额为标准，但对过去《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又颇有微词。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实质上是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规定太宽，并建议降低贪...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问题,向来引起学界和实务部门颇多争议,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设置不但与法条的可操作性关系密切,而且与法律能否抗制复杂多变且愈演愈烈的受贿犯罪直接相关.本文结合司法实务及国外相关立法例,从受贿犯罪的本质上,对当前理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本文以浙江腐败“名托”赵某被判刑作为引子，研究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界限问题。通过论证，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是一种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两者进行区分。

简介：理性人标准是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合理，从而确定辩护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其适用方法是：将理性人置于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如果理性人也会产生行为人那样的心理状态，辩护理由就成立；反之，则不成立。理性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法律上拟制的人。拟制的理性人应当以普通人为基础兼吸收行为人的部分个人特征。确定应当吸收行为人哪些个人特征应以“漠视法益理论”为指导，即考察该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到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避免。理性人标准与我国刑法中判断预见能力有无的类型人标准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理性人的拟制方法对类型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刑事和解各项价值功能发挥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从逻辑上看,当事人之间的一项和解最终能否达成,需要经过启动和解和进入和解后的谈判协商两个阶段。在以上两个阶段中,当事人的主体性因素对和解的开始、进展乃至最终的结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促成和解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出发,司法机关对此应当予以重视。

简介：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简介：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虽有改善，但仍显其差，原因是审判人员存有趋利避害的意识和缺乏缓刑管教条件及对被害人赔偿不到位。改善外地人缓刑适用状况应建立再犯可能性评估机制和缓刑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