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法系”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存在歧义,一种理解可能会试图去爬梳中西法律家著作和学说,以期得出谁最先提出“法系”这个概念或者理论;而另一种理解则会指向于“法系”汉字的最早提出者,使问题得到圆满回答。当然,由于世界上文化的差异,法律也是文化的一种,不同的文化孕育下的法律的交流,对于概念和术语的翻译不可能做到切合原意,所以也会出现同一个汉字对应不同的外文释义,这就会造成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认定,笔者将会对这一现象中的两种理解或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下文将从“法系”理论的学术史反思,试图论证穗积陈重最先提出“法系”理论。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对商标的＂混淆＂与＂误导＂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此举对于厘清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理论基础具有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解释对适于跨类保护的对象依旧采取了低门槛、宽口径的认定标准,并且也未曾对何谓＂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予以明确界定,这又使得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有＂矫枉过正＂之嫌疑。

简介：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流域资源的属性，要求对长江流域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目前，我国已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属于预防性立法，它更要关注或者重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法律调整，更大程度上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特性的研究，提出了制订《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办法》立法的设想，具体地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建立统一有效的制度体系设计了基本结构、管理体系的设置原则、保护机构的职权以及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简介：印度流域管理法律政策凸显了以流域为单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管理对象为水生态系统整体、多种措施并用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等特色。我国流域管理立法应在重视水的生态价值,确立对包括水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予以保护的理念、提升并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和管理范围等方面作出有益的尝试。

简介：

简介：环境影响评价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这种实践经过数十年被其他国家广泛接受为法律,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在环境影响评价形成习惯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帮助其传播的作用。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在可能产生重大跨界环境影响的规划或项目的环评中的应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环评法律明确地排除了对项目的跨界影响的评估。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和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审理了数个涉及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案件,数次肯定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规则,并且通过不同案件的判决,陆续澄清了该规则的内涵。中国也通过自己签署的多边条约、区域性条约和双边条约对这一规则表示接受,并且在一些项目上开展了跨界环评的实践。

简介：跨界含水层及其蕴含的淡水已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但规制其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国际法却发展相对滞后。为逐渐发展与编纂相关国际法,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2008年二读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联合国大会随后通过决议注意到草案。当前,草案与国际地下水法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草案的最终形式,即以草案为基础制定一项公约或仅通过软法文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委员会发展、编纂国际法的职责、各国的立场、已有国际法律和实践的欠缺及草案自身的缺陷等均要求草案采取软法文件这一最终形式。随着相关国际法律和实践的日臻完善,联合国大会可以考虑在完善草案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框架公约。

简介：假定松花江污染事故造成了跨界污染损害，就有了如何对待跨界污染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基于法律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简介：学术界一般认为，宪政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与罗马。然而，通过对古代近东地区传世法律文献和考古出土泥板等史料的阅读，笔者认为，近现代宪政固然直接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其因子却可以追溯到古代西亚两河流域。这种宪政因子是在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

简介：比较法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最初使命是比较欧洲各国的立法和法律制度，进而为欧洲各民族国家自己的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之后发展到对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甚至法律思想的比较，特别是欧洲内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法视角可以称为比较法的西方意义。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谓比较法，重要的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而是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比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比较。比较法的西方范式同样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的中国意义在于立足文明转型的宏观视野，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道路指引方向与路标。因此，中国学者应当尝试建立起比较法的中国范式。

简介：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以受益者负担为原则,是流域下游水生态受益地区向流域上游水生态保护建设地区实施补偿的一种活动。它旨在通过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协调地区之间的生态保护和利益冲突,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的共同目的。作为跨域治理的具体形态,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主要有支配性治理和区域合作治理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基于执行落差和实施范围的限制,支配性治理模式并不高效;由于利益的高度分化,区域合作治理模式同样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融合了区域合作的自愿要素和来自中央政府的执行强制要素,展示了一种新的有效的跨地区水生态补偿法制协调机制。

简介：“河长制”是党政负责人主导下的流域协同治理制度,是基于科层制环境管理体制之不足而创设的水环境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问题应对特征。“河长制”的规范建构应当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双重视角加以考量。党政负责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层级管理、目标责任与相应的工作保障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的主要内容。“河长制”在当下的流域水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面临权责配置边界不清、权力依赖特征明显、共治精神不足、与相关配套制度衔接不足等制度困境。对于这样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水环境治理制度,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法观点,肯定其在当下中国水环境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的衔接、多元共治精神的引入,实现“河长”职责的明晰化,建立党政主导与多元合作治理的协同、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协同,为这一制度注入更多的法治品质,消解其逻辑悖论。

简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湖北农村面源污染有持续、快速扩散的趋势，已成为农村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当前农村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和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的生产方式和无基本污染处理的生活模式，使农村面源污染呈现“点多、面广、分散、处理难”的特点。农村面源污染难以像工业点源污染那样集中治理，需要设计出一套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课题组通过走访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基本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针对湖北农村面源污染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认识不足、引导不足、投入不足及细则不足等“四个不足”，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多元补偿机制及法制保障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