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网络监督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相当的局限和混乱——公法领域存在的弱化和局限以及私法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上的失范。有鉴于此,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应遵循一定的法律边界和相关原则。

简介：“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者，将被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即将提交云南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这一条款，近日引发社会关注，、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昆明市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新闻改革与创新，

简介：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制衡权力与权利的必要途径,本文从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的概念出发,讨论了二者在现实层面的矛盾表现,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论述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这一共同价值追求下的统一和互补。

简介：民主意识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法治意识的提升使得民众对法律事件尤其是反映时代特性的法律案件产生表达意见的强大冲动，而多元化的媒体则为这些内在的兴趣与冲动提供了平台。近年来的“许霆案”、“李昌奎案”所引发的热议就是例证。在这场具有现代性的民意监督运动中，法院一方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则积极的寻找应对策略。本文所论证的命题即为：在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应该走向共融而不是流于粗浅的冲突。

简介：很多次我们在探讨“强势”和“弱势”时，一般都会用“权力”、“暴力”、“武力”来作为划分标准，这是阶级斗争领域中一种力量的对比，于是有了国家机器的强势地位；后来，我们发现，在市场经济领域，“资本”、“金钱”、“财产”是区分“弱肉强食”的标准，

简介：本文从宏观角度说明:警察要想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一方平安的目标,首先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自己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包括:对犯罪的预防控制作用,在社区管理中的服务作用,教育群众的作用和自身形象的感召作用等四方面。

简介：社区矫正突出了社区在刑罚领域的地位和矫正工作的实际,仅将罪犯作为矫正对象的概念是狭义的;我国目前的矫正措施基本上是合理的;我国必须设立专门的矫正机构;将人格作为矫正的客体意味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认识.

简介：现代社会网络发挥着日益强大的舆论引导与社会监督功能。网络舆论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深刻地影响到司法的过程与结果。对近年来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网络舆论监督个案及时迅速、地位日益重要、效果明显且能推动法律制度变革,但也存在欠缺持续性和理性等缺陷。基于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司法应在尊重并有选择地吸纳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影响、引导并规制网络舆论。因此,丰富沟通手段、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公众参与、构建立法建议机制等变革,应是当前较为有效的应对策略。

简介：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简介：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简介：作为建设和谐广东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创建和谐平安社区更加符合社区建设的原理和特质，反映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理念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创建和谐平安社区，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发展社区事业，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简介：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在我国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会遇到大量问题。本文从探讨把握微罪不捕案件的认定标准，构建职责分明的微罪不捕社区帮教衔接体系，制定微罪不捕社区帮教考核激励制度，推行不捕双重说理机制入手探讨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的完善等问题入手，提出完善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等建议。

简介：地方自治下的美国社区听证在激励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发展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移转，公众参与热情的急剧下降，社区听证及其功能的发挥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美国试图通过重振地方自治文化，并辅以社区听证具体制度的变革，重新焕发社区人对社区听证的参与热情，让社区人真正成为社区决策的主导力量，建设和谐、融洽的社区，将社区自治文化得以延续。这些有意义的探索，无疑对我国刚刚兴起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深化基层组织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管理，为我国加大基层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指明了方向。学习他国经验，完善我国社区听证制度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简介：各国社区矫正的模式多种多样。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社区矫正“1＋X”模式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1＋X”模式具有机构精简、人员构成合理、经费节俭、运作经济、立法适势等特点。

简介：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权,对社区矫正开展执行监督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应针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式加大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

简介：管理国家要求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官方舆论属于德治范畴。清流派清议代表了晚清官方舆论，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儒家道德规范。清流派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他们一贯坚持的官方舆论(德治)与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法治)二者并重的主张。其官方舆论披露了官吏营私这个吏治腐败的焦点问题，通过5个重大案例又反映出官方舆论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简介：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我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犯罪，是一个与和谐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伴随着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犯罪分子的处罚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互相呼应，互相映衬。刑罚制度的先进、文明，直接作用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和教育、改造罪犯的形式，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推行几十年了。2003年我国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初司法部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我省是第二批试点省市之一，我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启动。为了配合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做好我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广东省司法厅和广东省法学会于2006年4月27-28日共同举办“社区矫正工作理论研讨会”，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建言献策。现将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简介：安塞县广播电视局在县委、政府、宣传部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团结拼搏，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三贴近”，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确定新的用人机制。采取了新的工作举措，为打造全新广电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宣传质量，拓宽宣传领域，强化宣传效果，提升宣传品味，为我县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简介：我国借鉴世界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引进并积极试点、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社区矫正立法提到议事日程，目前《社区矫正法》已进入立法的最后冲刺阶段。《社区矫正法》中应当明确社区矫正的基本属性是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中应当配备警察、社区矫正中各相关机构的职责和任务，需要建立省级以上财政统一保障为主的财政体制和权责利相一致的队伍职业保障机制。

简介：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行，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我国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导致了无论理论还是实务的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法律疑问自然很多。学界和实务界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的呼吁，尤其是实务工作者，对通过法律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矫正范围、工作程序、法律依据等期待尤甚。本文以社区矫正实务为视角，试图通过阐释社区矫正实践中的法律障碍，提出社区矫正立法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