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号涉及二审中诉讼外和解协议与一审生效判决的效力关系问题。严仁群博士撰写的《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认为指导案例2号存在全面的瑕疵和不足，法院对和解协议争执的程序处理更是存在根本性缺陷。严博士的上述研究混淆了立法论与解释论，立论和说理的逻辑自洽性不足，比较法分析不尽深入，错误判断了“吴梅案”中诉讼外和解的性质及其与确定判决的关系。“吴梅案”中和解在性质上属于比较法上的“不执行契约”，绝非私法上的和解契约。从解释论的角度，指导案例2号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成型了的程序运作方式的确认，符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从立法论的角度，则应该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处理确定判决外和解与确定判决的关系。

简介：寄附型网络赌博是依附于合法网络游戏进行赌博。寄附型网络赌博的存在使得必须对对局型网络游戏进行区分,对于参加游戏的人员,如果没有以虚拟货币现实货币化为目的,则属于娱乐性质,在此情形虚拟货币只具有娱乐功能,该行为不构成赌博。但如果游戏参与人对局的目的是为了将所赢得的虚拟货币向货币转化,具有经济获利目的,则虚拟货币转化成赌博筹码,其行为构成赌博行为。对于用虚拟货币赌博的犯罪数额,应按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对诈骗虚拟货币犯罪数额应为从营运商购买虚拟货币剩余净值加上流通过程中虚拟货币实际＂销售＂价格进行计算。从加大打击网络＂银商＂的角度出发,对＂银商＂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宜进行扩张性解释,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网络犯罪背景下要求共犯正犯化、单独化,对于提供犯罪工具的帮助人员可单独定罪处罚,在网络赌博中如果一方缺乏网络赌博的合意,可仅处罚非法变现为目的的游戏对局者。

简介：

简介：维护议会主权与对人权的司法保护，为何在英国被认为存在矛盾？根源在于英国对其宪政传统——议会主权——的维护。英国通过在1998年《人权法》中建立弱型违宪审查机制的折中方式调和了这一矛盾。英国宪政改革的难题也是其他议会主权国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时所必然面对的。英国弱型违宪审查的制度和原理为其他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国家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

简介：结构主义解放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混沌关系，在各个学科中引发了理论革命。受此理论指导，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存在显型与隐型的结构关系，弗里德曼进一步将法律文化结构分解为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结构与法律文化的结构，应该分属不同的理论论域；法律文化的结构从其理论预设出发，应当具备三重理论特征，分别解决符号意义、符号框架、型塑与限定行为三方面问题；法律文化具有表层结构、中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简介：对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人员伤害的国际审判确立了人权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从法理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法体系的各实体部门，也影响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法体系，标志着现代法治社会由机构“权力本位”转向个人“权利本体”。类似于战争伤害的人权追诉。由艾滋病引发的大量生命和财产侵害也成为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司法客体，而被追诉的侵权主体往往是那些负有防控艾滋病毒、救治艾滋病患者、保障艾滋病关联者权利的责任权力机构。艾滋病关联群体是指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易被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社交、教育、婚姻、家庭、从政、隐私及名誉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中国关涉艾滋病的侵权在农民工、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中比较突出。借鉴现代国际社会和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转变政府职能、保障人权包括艾滋病关联者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人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简介：执行和解制度的性质，体现为在执行程序中司法机关公权的运用与当事人私权的协商自治的二维博弈，是公权力运行下对私权自理的适度干预与宽容。协商性正义的内涵指代的是在强制执行中肯定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尊重权利自由处分，但该固封在纸面上的权利却因义务人的拒不履行、拖延时限或恶意转移财产等致使权利人只能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权利救济途径显得过于单一。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律理念，应当赋予执行和解协议该协商型正义理念新的内涵，并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作出法理探微与合理诠释，从而遮断并突破“一事不再理”与“禁止重复审判”原则的限制。

简介：2012年3月起，经国家工商总局批示同意，广东省商事登记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以放宽登记住所、资本及营业范围限制为亮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放权、低门槛准入。“宽进”的登记模式是对过去一味强调政府理性的摒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人理性和行商权的自然回归。“宽进”后的“严管’，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而是对有限政府的服务性职能的彰显。改革所折射出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协调与互动，必将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重要命题。

简介：既往的诸多典型事例启示人们，当今的行政监管执法过程中必须树立现代依法行政观念，才能正确引导行政方式创新实践；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首先就是必须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由消极行政转向积极行政、秩序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单纯的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为主的现代行政模式，质言之，须要将政府的角色认知由“必要的罪恶”转变为“民众的伙伴”；民主的基本品格是自由和平等，行政民主具体表现为体现广泛参与性、两造互动性、平等协商性、可自由选择性（民主四性）的行政方式创新，行政民主化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渐次生发的行政革新过程；行政指导是行政监管执法和服务过程中的新事物，是代表性的柔性行政方式，行政指导的理念、特点、功能、类型、程序和救济制度值得认真研究和系统梳理，通过深化认识和立法建制，妥善运用并充分发挥出行政指导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抓手作用；同时，行政指导行为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也须高度重视、认真克服，努力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提升依法行政、民主行政、高效行政的水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指导制度发展道路。

简介：既往的诸多典型事例启示人们，当今的行政监管执法过程中必须树立现代依法行政观念，才能正确引导行政方式创新实践；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首先就是必须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由消极行政转向积极行政、秩序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单纯的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为主的现代行政模式，质言之，需要将政府的角色认知由“必要的罪恶”转变为“民众的伙伴”；民主的基本品格是自由和平等，行政民主具体表现为体现广泛参与性、两造互动性、平等协商性、可自由选择性（民主四性）的行政方式创新，行政民主化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渐次生发的行政革新过程；行政指导是行政监管执法和服务过程中的新事物，是代表性的柔性行政方式，行政指导的理念、特点、功能、类型、程序和救济制度值得认真研究和系统梳理，通过深化认识和立法建制，妥善运用并充分发挥出行政指导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抓手作用；同时，行政指导行为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也须高度重视、认真克服，努力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提升依法行政、民主行政、高效行政的水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指导制度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