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形态之一,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夫妻各方的财产权益和保障家庭扶养职能的履行,同时维护交易安全与第三人利益。值此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编纂之际,基于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功能与立法价值,为满足我国部分夫妻在婚姻期间因特殊情况对实行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需要,建议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缺乏关于诉讼和解程序规则的规定;在民事司法实务中,诉讼和解很多时候被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与新形势下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设计不相吻合。对民事诉讼和解进行以建立程序规则为中心的制度化处理有利于激活其解纷功能。具体地,通过加强法官对诉讼和解程序的管理、尊重当事人在诉讼和解过程中的自愿性、完善律师参与诉讼和解的制度措施、坚持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改进诉讼和解法律效力的程序规则来增强诉讼和解程序的驱动力,藉此达到切实发挥诉讼和解解纷功能的目的。

简介：不动产登记法的制定必须理顺其在性质上属于私法还是公法的矛盾、在内容上为程序法还是实体法的矛盾、在地位上是附属法还是独立法的矛盾。不动产登记法在整体上兼具私法和公法属性，它们分别体现在不同规范上，相互间有所衔接；其内容视不同事项而有程序和实体之分，在物权法完备的前提下，主要以程序规范为主，法律地位也因此附属于物权法；在物权法内容有缺漏以及不及之处，其地位独立于物权法，内容也会涉及实体规范。

简介：人格权立法定位需明晰人格与人格权相互关系,这与二者的基本涵义、法律属性密切相关。在法律领域,人格是法律上人的资格;人格权是以法律上的人为主体,以人自身为客体,以自我决定和防御请求为主要权能。人格可分为私法人格与公法人格;人格权分为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宪法人格权对民法人格权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人格与人格权呈现法律体系关系;在制定法上,存在人格权在人格下位的垂直结构、并列使用的平行结构,以及仅适用二者之一的单一结构关系。鉴于人格权之于人格的地位、作用及结构关系;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主体（主体资格、人格权）——人格权之外的民事权利——权利救济的立法逻辑更贴近生活真实等理由,人格权应置于民事主体制度。

简介：我国国有企业在现实中承担的职能既有经济性的也有公共性的，而这两种职能本身是无法兼容的。在未来的国有企业立法中，应将公共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公共职能应交由不向民间投资开放的特殊国企承担，承担经济职能的国有企业则要与普通企业公平竞争，其长期垄断的领域也应向民间投资不同程度地开放。

简介：论罪刑法定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兼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郭华罪刑法定是近代法治国家法制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然而，法学界在讨论、强调罪刑法定应当作为刑法原则的时候，却泠落了他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内在联系，淡忘了它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简介：

简介：法定地上权即依法律规定而直接取得的地上权，它是日本和我国台湾民法中所特有的一种用益物权类型，承认建设物与地上权可以相互分离，土地所有人可将建筑物与土地所有权分别抵押才是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以及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一体化的体制下，抵押人只能以土地使用权或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建筑物抵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的物权法无需规定这样一种物权类型，但对于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建筑物实行司法强制执行时，则必须规定这样一种物权类型。

简介：企业形态法定不应被理解为立法设定的企业形态标准应当是严格而封闭的。法定企业形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企业形态的抽象概括。企业形态法定为法律对现实中不同形态企业的规范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形态的典型标准。这一标准应当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中众多不同形态企业的良性发展需求和众多不同投资者合理的现实需要，从而鼓励投资。同时，立法应重视建构企业类型，以弥补作为概念的企业典型因具有抽象概括的性质而存在的不足。当现实中的某种企业形态有单独立法需要时，应该及时立法以创造新的法定企业形态。目前，我国以责任和组织化程度为标准划分的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企业形态立法过于概念化和封闭化，而适应不同合作社形态的合作社法律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些问题均亟待解决。

简介：

简介：罪刑法定主义渊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历经启蒙运动，这一原则逐渐被各国法律所接受。我国刑法也确立了罪行法定主义原则，究其内容还应包括刑法以成文法为法源，刑法不得溯及既往，刑法不得有绝对不定期刑，刑法不得适用类推解释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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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法定刑升格条件中的首要分子、多次、作为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报酬的违法所得数额，是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下，只要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可以适用加重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严重财产损失（公共危险犯与职务犯罪除外）与其他具体违法事实（具体升格条件）的情形下，只有当行为人对之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法定刑，否则只能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对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应当具体区分为不需要认识、需要有预见可能性和需要有认识三种情形，但行为人对（特别）严重与否的评价错误，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行为人对同一法条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事实认识错误（如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实施抢劫），也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简介：<正>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新刑法典在致力于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完善罪刑制度,加大刑罚投入的同时,对法定罪种的法定刑结构也作了必要的调整,如进一步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144个条文中规定了罚金刑,针对不同犯罪分别规定了罚金刑并科制、选科制和单科制,摒弃了罚金刑得并科的立法方式,全部采用了必并科制。扩大了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取消了部分死刑罪名,适当限制了一些犯罪的死刑的适用范围,调整了部分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但是,总的说来,法定刑结构的调整并不是这次刑法典修订的重点,修订刑法典时对法定刑结构

简介：雅典的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锻造了一个令后世敬仰的城邦共同体。德拉古立法抑制了贵族们的僭主意图,使得城邦立法惠及城邦全体成员。梭伦通过立法让正义进入城邦,他赋予了公民中的弱势者以参政权和审判权,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他也抑制了权贵们的傲慢,使其才能能够更好地施惠于城邦。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埃菲阿特立法限制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把其全部权力赋予民众。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于是,在这种法治精神的感召下,权贵们丢掉了自身的傲慢,全身心地融入到了民主政体中。民众也能接触到并享有贵族们的文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行。

简介：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对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意见的公告,就该省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广泛征求意见.此举旨在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公开化,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类似这样的做法,公众其实并不感到陌生.这些年来,立法机关向社会公布立法计划、法律草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简介：我国《物权法》第5条是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法定的是、并且只是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种类法定和内容法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其实质是种类法定;但种类法定和内容法定并列仍有其意义。物权法定并不包括、也无需包括设立方式、效力、公示方法、保护方法的法定。种类法定是三个层次种类的法定,内容法定是轮廓的法定,轮廓法定应注意把握各种物权的关键特征。轮廓法定使得物权法定中保有了一定的自治空间。地役权的灵活性存在于物权法定内部,其并非物权法定的补充。

简介：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它虽然被我国刑法第三条所确认,但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围绕着罪刑法定主义的含义以及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规定的理解,展开了具有深度的学术争议。关切到罪刑法定原则正确理解有三个重大理论的问题：一是绝对的罪刑法定与相对的罪刑法定;二是形式的罪刑法定与实质的罪刑法定;三是消极的罪刑法定与积极的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则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能反向解读为＂法有规定即为罪＂,应否定积极的罪刑法定的命题。

简介：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价值的不容置疑使其赢得了太多的美誉。但当我们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其在实践中的命运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罪刑法定并不是对适用法律的具体的、直接的指导，它的意义主要的是体现在观念的层面。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法律确定性的程度来满足罪刑法定的实践需要。

简介：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也因此成为税法上的＂帝王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在于控制和规范征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过去,税收法定原则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足够尊重,呈现出税收法律供给不足、操作性不强、执行不严等问题。在本土语境下,应当澄清和走出广义的法律界定、保守的立法策略和改革的惟效率论等认识误区,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为推动改革发展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落实路径应分三步走：一是从＂无法＂到＂有法＂,在改革中全面加快税收法律化进程;二是从＂有法＂到＂良法＂,提高立法质量,并在适当时机推动该原则入宪;三是从＂良法＂到＂善治＂,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纳入法治框架,并在税收法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财政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