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从字面含义上来讲,刑法应当被当做一种信仰予以遵守。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存在人思维上的局限性。强制性、权威性并不是法律应当被信仰的理由。教义刑法学应当是理解刑法原则与规则的一种批判性的思维理念,其信仰的并不是制定法本身,而应当是一种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理性的方法。通过对教义刑法学价值的分析,有利于对教义刑法学进行更加深入地认识,将信仰法律规则转向质疑并信仰法律规则。

简介：“一国两制”对原有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提炼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本文试图为宏观理解香港政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本文所说的对峙不仅仅指对峙的现象，还包括对峙的结构；既指向恶性对峙的现象，也涵盖合法的和正常的对峙现象。“一国两制”是大智慧，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内含若干二律背反，造成香港管治很多难题。香港内部政治的活力源于对峙的精神结构，然而，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危机也恰恰依托于对峙的精神结构。在对峙结构中，我们不必奢求那种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和谐，在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前提下但求异质之合作。港人要珍惜“一国两制”之大福，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

简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制定出严厉的法律来反对、打击盗贼。中国古代把叛逆行为归于“盗贼”，盗贼律在立法上被提到重要地位并在制度上从严惩处，尤其是“谋危社稷”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历来是“盗贼”罪的打击重点。从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对盗贼罪的规定到秦汉时期的“大逆不道”，从北齐时期的“重罪十条”到隋唐时期的“十恶”之条，直至宋代的《盗贼重法》，表明盗贼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意义逐渐强化。盗和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仅仅单指一个刑事罪名，而是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政治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盗贼罪的政治意义，对当今刑法建设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简介：5月9日至10日，由福建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和福建警察学院联合举办的“2016年海峡两岸犯罪学研讨会”在福建警察学院召开。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何晓清，福建警察学院院长、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刘瑞榕分别在开幕式致辞。来自大陆和台湾的70多名犯罪学专家学者，围绕“犯罪预防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研讨会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简介：从实证政治角度考察我国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更加具有实践针对性与理论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基于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政治考量实行主动的立法分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利用其政治符号权威与现实资源实现稳健的立法充权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借助行政权力回应改革需要的有效性优势达致迅速的立法扩权,这构成了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引发了立法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立法模式转向“场域—竞合”模式。现行立法模式存在的正当性危机、科学性缺陷、规范性困境需要以民主化、理性化、法治化原则予以重塑,立法模式的民主化变革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简介：引子:命丧黄泉1932年9月3日下午,张宗昌与前来送别的人群在济南火车站寒暄作别。此前,失势的军阀张宗昌曾因恶行昭昭被国民政府通缉,辗转回国后,张对重新掌权仍心存幻想。此行来鲁,正是为与鲁省主席、昔日结拜兄弟韩复榘“共谋大事”。临行时,张宗昌所倚靠的军阀张学良曾以此行凶险为由,劝其打消东山再起之念。张宗昌却很自信,权力的诱惑使他寄希望于曾有交情的韩复榘,何况前者不日前还向他发出收拾河山的遨请。

简介：一、前言关于唐律"化外人"条学界有不少相关论文,较早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文是苏钦老师的《唐明律"化外人"条辨析--兼论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一文。此后,相关论文大量出现,主要有王义康老师的《唐代的化内与化外》,沈娟老师的《中国区际冲突法历史研究》等。以上三篇论文基本代表了目前对于唐律"化外人"条的主要观点。

简介：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之所以为无数法律学人所铭记,是因为由此中国进入了民事立法蓬勃发展的时期。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立法机关开始讨论制订统一民法典,这让民法学者获得对民事法律体系进行更为周延完备地设计的机会。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回顾《民法通则》制订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会帮助我们对民事法律进行总体性考察评估、破旧立新,以更有意识地推动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我们践行古人＂温故而知新＂古训的良机。

简介：今年是费孝通先生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80周年,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已经很多了,笔者拟选取家庭制度和财产权利这个角度,对费老的《江村经济》一文进行浅略地介绍和分析。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