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简介：公民旁听近年来已成方兴未艾之势,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被广泛应用,并将其作为拓展人大监督渠道、创新人大监督方式、密切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有效途径.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相继以决议、决定、暂行规定等形式通过了有关办法,公民旁听逐渐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为公民直接听取权力机关的工作内容和了解权力机关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然而,一些地方的公民旁听却如聋子的耳朵--摆设,成了形式主义的又一个表现形式.

简介：拨开提单为证权证券的迷雾，将提单所表征的“提货权”与运输合同下的“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相区分，还提单为设权证券之本原，不仅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海事审判实践的“提单诉权”及当事人身份识别等问题，还能为建立提单法律关系理论奠定基础，便于在提单商业活动所涉国际货物贸易、国际结算等领域识别、厘清相关法律关系，进而在提单立法权利义务配置及提单争议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方面提供更为精准的技术理论工具。

简介：8月18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一行3人,由省法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张琦等陪同,赴平潭综合实验区,围绕由省法学会申报、中国法学会批准立项的2011年度部级重点课题《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的法制保障问题研究》开展专题调研活动。

简介：现实中，在“临时工”的使用上，呈现出“刚需”与“无关紧要”的矛盾综合体，“临时工”在参与执法时常被质疑，而且，在出现问题时，“临时工”屡屡被抛出当作“替罪羊”。

简介：刑罚基本特性涵盖了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刑罚确定性为刑罚灵活性划定了权力边界,刑罚灵活性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应受到刑罚确定性的制约;刑罚灵活性又是对刑罚确定性的有益补充,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修复刑罚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刑罚立法上和刑事司法上的“真空”。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的提出正是为了消解和克服这种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在法律逻辑与法律思维上强调一种体系化思考,更加注重对刑罚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并以此积极回应刑罚实践理性的各种价值诉求。

简介：当下中国，国税总局实质上垄断了税务行政领域税法规范的解释权。这一现象既不符合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也难以摆脱社会各界对国税总局“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体制质疑。然而，通过对税收法定原则和功能适当原则分析可知，国税总局解释权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而且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纵然如此，对国税总局解释权的行使仍应保持足够的警惕，限制其滥权为恶的可能，促使其保持解释的合法性限度。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将纳税人主义厘定为国税总局解释税法的基础立场。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可以解释性文件制定为主线，通过正当程序的设定，敦促国税总局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另一方面可以解释性文件监督为内核，通过立体化监督体系的创设，规制国税总局解释权的合法运作。

简介：特有范畴的形成及其体系的构建，是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宪法学者的共同学术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理论对于中国宪法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宪法学范畴的形成及范畴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与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具体现象分析、归纳到抽象本质综合、演绎的辩证理性概括方法。宪法秩序这一概念的自身属性符合中国宪法学范畴的构建原则和方法，应当成为中国宪法学的范畴之一。宪法秩序作为中国宪法学的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简介：刑法实践以犯罪为核心而展开,犯罪是引发共同体的道德评价并受国家刑罚回应的行为,因此需要对犯罪的价值本质和为什么国家要以刑罚加以回应的证成难题作出解释。从自然法的视角看,法律的道德基础在于共同善。法律通过设置一个制度性框架让社会成员可以追求和实现共同善,而刑法是以强制方式保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善实践机制的特殊规范。刑法通过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反映了这些行为对共同善的不尊重。共同善的本质决定了国家将犯罪者驱离共同善之外是内在回应性的,这支持了刑罚报应主义的合理性,也能回应报应主义所面对的诸多传统挑战。

简介：风险社会下的刑事立法活性化主要表现为犯罪化以及处罚的早期化、重刑化,而刑法的谦抑性又主要表现为补充性、经济性、宽容性等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刑法的活性化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使得刑事立法的活性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其根源在于对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理解不充分以及解释不当。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应体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坚持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补充解释,使得刑事立法的活性化与刑法的谦抑性相协调,从而使得刑法能够更好地发挥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目的。

简介：作为清代基层政权的州县,究竟是一种单纯的行政隶属性的他律存在抑或是一种自律的自主性存在,是一个尚需重新审视的问题。有大量的理论性研究说明,社会的理想主义图景与社会实践的冲突或某种紧张,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甚至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控制方案及其实践之中。有相当多的材料能够证明,这样的理论性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是基于想象或逻辑推论。既有的清代问题研究大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画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政权的唯一主人,其下的万民(包括所有的臣僚,甚至宗室成员)都是供其驭使的奴才。

简介：社会契约理论起初不过是人们假设的一种乌托邦。社会契约理论从乌托邦到现实政治的过程，乃是一个法律化的过程。法律就是社会契约的一般规范表达。法律本身承载的”作为乌托邦的社会契约”使命，使得法律自然具有制度修辞的属性。

简介：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晚清四大冤案之首。通过该案始末和清代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能够看到州县对死刑案件的初审在最终判决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而州县对于死因的检验和确定又是至关重要。杨案之所以成冤，原因很多，但如当年刑部结案报告所言“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从仵作“诬认尸毒”始，由于知县先入为主和草率，从验尸结论错误，到故意的隐瞒和伪造证据，唆使提供伪证，严刑酷逼口供，并从州县而知府，而臬司，而巡抚，案件一步一步走向事实的反面。余杭县城内一个豆腐作坊伙计的因病死亡，终于成为一个牵连浙江地方三级官员甚至钦差大臣。惊动朝野的大冤案。

简介：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公布后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批评。作为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唯一成果的“期成宪草”，则是对“五五宪草”所作的一次大手术，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同人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借鉴西方分权政体的某些制衡因素的杰作，标志着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艰难演进。

简介：紫霞湖,位于秀丽的南京东郊风景区内,以水清、气新而倍受南京市民青睐。每年均有大量游泳爱好者来此游泳、戏水。但因该湖属天然湖泊,水情复杂,流差较大,每年均有泳客溺水丧生,邵成虎亦未能幸免。与其他丧命者不同的是,邵成虎的父母在南京珠江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勇敢地走上法庭,将紫霞湖公园的主管部门——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推上了被告席。但本案究竟依照《民法通则》的过错责任原则处理,还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严格责任原则判决成了另一悬念。

简介：在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务中,刑法解释的任意性难题和多义化难题已然越来越突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同时也制约了我国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目前刑法解释理论难以克服任意性与多义化难题的理论症结,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未能准确区分法的＂发现＂与＂证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都属于一种＂独白式理解＂。要想缓解或克服刑法解释的任意性与多义化难题,需要某种方法论上的觉醒,亦即实现从＂发现＂到＂证立＂的转换以及由＂独白式理解＂到＂沟通式理解＂的转变。法律论证理论无疑为这种刑法方法论的觉醒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进路,这就要求将刑事司法裁决理论的重心,从传统对刑法文本规范的解释转移到对刑法裁判规范的理性证成上。

简介：第三法域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发展呈现倒退或停滞之势，对该理论我国社会法学界亦众说纷纭，使得部门法体系划分和法律实践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英美法系的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与大陆法系法律社会化理论和实践兴起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下，但前者的理论基础和范畴比后者更显宽厚和清晰，其社科法学研究方法更富有活力。“社会法法域说”质疑者所顾虑的主要是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与社会法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或者陷入公法、私法的形式理性而排斥新法域的形成。其实，借鉴政府管制法律制度和原理可以解答这些质疑并证成“社会法法域说”。社会法个性鲜明，是有关弱势群体生存、宏观经济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以及生态环境保障的且不属于传统私法和传统公法所界定的研究范围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领域。

简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七章第六节中论述"中国的奢侈"问题时,认为中国各个皇帝们所实施的道德性措施实际上具有理性经济考量的特质。对于其中反映出的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的应然关系问题,传统理论的论证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也具有极大的不足。法律哲学的历史恰就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法律观与以经济理性为标准的法律观的互动史,因而通过法哲学中介并证成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的应然关系极为便利。从法律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看,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可以用一种新型关系来说明,当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化约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论证中介的法律哲学可以证明,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亲和状态,共生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