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货币供应量的确定,受到诸多经济内生性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传统的数量型货币供应原则已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货币供应内生性逐步增强。本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综合考虑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国际经济、居民存款、企业贷款的关系,构建新的货币供应分析框架,提出根据商品价格、资产价格、汇率和外汇储备、居民存款利率、企业贷款利率等内生性因素合理确定货币供应量,以有效防范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兑损失等经济风险,平衡投资、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协调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均衡。

简介：作为一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仲裁以其独立、专业、灵活、高效等自身优势，契合了商业银行对业务纠纷处理的公正性、效率性要求，从而在防范、化解其业务纠纷方面，日益得到重视与适用。厦门仲裁委、郑州仲裁委通过仲裁有效化解商业银行业务纠纷的成功实践，便彰显了仲裁在化解商业银行业务纠纷方面的天然优势。

简介：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简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呼声空前高涨，监管当局试图修正监管规则，以适应最新的金融产品结构和业务的变化。但是，影子银行凭借其创新性、自由化、复杂化，开创了一条“创新一监管制止一再创新”的监管套利模式，而政府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为提高影子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需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市场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方监管的缺陷，即逐步在以政府监管为主的体系中运用市场约束，以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的最佳配合。

简介：1921年6月4日,叛军队伍对长江港口城市宜昌进行烧杀抢掠,几乎让这座城市变为废墟。此时暴动在湖北已成为高频率事件,军队袭击了外国人的商业和住所,而在合约的保护下,他们自然地躲过了中国内乱的毁坏。宜昌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外国外交联合会马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对外国的损失提出赔偿。外国外交人员进一步提出在宜昌建立一个国际协定,将来可为外国利益提供保障。这次事件在以往的学术文献中有所提及,但它的意义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北洋军阀统治下,有关湖北的一个调查认为此次暴行“给帝国主义一个敲诈的借口”。〔1〕这个解释看到了此事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个例子,并通过外交团体利用这个政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将宜昌实现国际化。与此相反,费正清引用此事件作为“不平等条约大体上是羞辱,事实上常是物质援助”的一个例子。

简介：山阳县教体局在市教育局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中省市教育工作会精神和县委、县政府关于“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幸福山阳”决定统揽全局。以“双高双普”和省级教育强县创建为抓手，围绕“教育质量”和“安全育人”两条主线，重点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突破发展，学前教育高起点发展，素质教育深入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特色显明。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教育质量持续提高。

简介：存款保险机构依其职权范围大小可分为保险理赔职能型、破产管理人职能型、银行救助职能型和监管者职能型。保险理赔职能是存款保险制度应有含义。鉴于我国银行破产宜采法院控制下的折衷模式，并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能有效克服银行破产程序顺利推进的障碍，因而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被赋予担当破产管理人职责。但鉴于作为救助职能赖以实施基础的接管程序在次贷危机中所暴露出的局限性，以及其制度功能可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破产重整实现，特别是各国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原则的废弃，加之国际经验昭示和制度构建初期的审慎态度使然，我国暂不宜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救助职责。并且为避免重复监管带来的无效率与高成本，也不宜赋予其监管职责。

简介：关于非复议前置情形下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是否可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存在过三种司法态度：以案例为载体的默示允许态度、以司法解释为介质的暖昧允许态度以及以董永华案为标志的明示允许态度。从这三类司法态度的归纳和分析人手，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问题时的不同进路和途径，这其中的判断标准可以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判断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同时也说明，当前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运用解释学的方法阐释抽象的法律条文具有助力作用。

简介：山阳县检察院在市院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为载体,以＂三问三解＂活动为抓手,不断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打造＂12345＂工程,努力为全县工作大局服务,各项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先后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单位＂、＂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五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先进集体＂、创卫创园示范单位,在＂文明同行,和谐共建＂活动考核中,检察院名列县直机关第一名,人大专项评议,该院被评为优秀单位。

简介：本文通过对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提请权宪法规定的分析，论证了普通法院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提请权的法理依据，认为普通法院的提请权不仅对履行捍卫人权的职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弥补议会审查体制的程序缺陷。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并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程序，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权力，但是对提请的程序和情形也没有做出规定，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审查。本文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对适用的法律、法规存在合宪性怀疑时，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或者解释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