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公布的22号指导性案例开始,法院受理的先行行政行为案件数量呈迅速上升趋势,该指导性案例成为各级法院司法审查先行行政行为案件的判例指导,但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只以＂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看待行政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并没有以辩证法的眼光关注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动态＂联系。在实践中后续行政行为与先行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复杂且特殊,而以对典型案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基础构建的＂吸收说＂,有利于对先行行政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法官裁判的同一性。

简介：对于因饮酒或者吸毒而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或者心神耗弱状态者,“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用以追究其完全刑事责任的法理。如何符合“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是其最大难点。对此,存在三种思路：一是以原因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构成要件模式”;二是以结果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责任模式”;三是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概括地作为“一系列的行为”而整体认定为实行行为的模式。其中,“构成要件模式”是以责任能力没有问题的原因行为作为处罚对象行为,但同时要求,必须是以结果行为为介,作为结果之引起,原因行为的危险被现实化。

简介：多次盗窃是指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盗窃行为,在界定每次盗窃行为时要做到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既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要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处罚的过于宽泛,不宜将预备与中止的盗窃行为纳入到多次盗窃的范围.此外,对于已被行政处罚过的盗窃行为,在符合多次盗窃的构成要件时,应当予以刑法上的否定评价.

简介：实行行为是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需要个别地判断是否满足具体的构成要件.其意义在于：（1）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限定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范围;（2）是因果关系的起点行为,属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对象;（3）应以实行行为阶段的主观面为标准,判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要件.但是,试图以实行行为概念为核心,统一解决犯罪论诸问题的做法则并不合适,对于未遂犯、共犯论等问题,仍须分别进行实质性探讨.间接正犯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实行行为性,其成立要件仍然应该是：对于利用行为本身能认定具有作为单独正犯的实行行为性,并且,利用行为的危险被结果予以现实化.

简介：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将共犯本质作为根本分歧。由于决定共犯成立范围,故共犯本质问题有必要再予讨论,且应起步于对共犯本质概念的首先明确,而共犯本质又应在犯罪本质之下获得界说。对应着犯罪本质是罪责性,共犯本质应是罪责共同性而非行为共同性。因在远离有责性即罪责性的“行为层次”上将行为共同视为共犯本质,故行为共同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责任原则。在自称的诸多合理性及其对犯罪共同说的各种批判被破解之后,行为共同说在我国还是面临着实定法障碍和刑法基本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障碍。由于将共同犯罪视为“数人数罪”的“乌合之罪”,故行为共同说不是共同犯罪的建构理论而是瓦解理论。

简介：在由复数行为导致的防卫过当的案例中,如何把握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的认定。为把握这＂一系列行为＂,应首先将整体评价和分析评价的对立区分为行为是统合还是分离的＂横向问题＂和＂一个行为＂的事实是否限制之后的评价的＂纵向问题＂。然后确定判例、学说中所探讨的＂防卫行为＂应该定义为＂由防卫意思支配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于复数行为,先判断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之后再把握防卫行为。以此为途径,解决防卫过当的行为把握问题。

简介：事先性、特定性、适用性和服务性并不能体现税收事先裁定行为的法律属性特质,因而应当从是否创设新的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双方约束力,是否要求普遍适用性以及是否满足可救济性四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通过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税收事先裁定行为排除了行政决定、行政合同、行政解释以及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属性可能。应当将税收事先裁定行为界定为一种助成性行政指导行为,同时通过对行政指导起源、性质和作用的再认识以及借鉴日本法上'法令适用事前确认程序',应当在构建和完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过程中注重依法行政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的遵守,切实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推动税收征收管理法治化的同时,促进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简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可能意味着接受长期情感投资,进而演化为受贿罪。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紧迫需要要求对此进行刑法规制。然而非法收受礼金与正常人情往来难以界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成为入刑的现实障碍。通过分析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比较收受礼金行为与受贿行为,宜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转而升格为加重处罚情节加以规制。

简介：行为人通过反向炒信的非法手段以此触发电商平台搜索降权惩戒机制,破坏了竞争店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主观上是行为人出于个人不当竞争的目的,故意为之,具有主观罪过性;客观上该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并扰乱了破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具有客观危害性。该行为宜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中“使用直接破坏生产资料以外的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简介：一、保全证据公证个案列为公证指导性案例的意义第一批公证指导性案例第3号案例为“房屋租赁合同公证及单方收回出租房屋的保全证据公证”（下称“单方收回租赁房屋保全证据公证”）。这一指导性案例表明，保全证据公证在社会治理以至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介：实践中冒用他人蚂蚁花呗的侵财行为认定较为混乱，有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之争。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花呗服务商能否被骗、花呗服务是否属于信用卡及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应将冒用他人花呗的行为按照用户本人是否已开通花呗作区别认定：若行为人冒用用户已开通的花呗，认定为盗窃财产性利益，构成盗窃罪；若行为人冒用用户的名义开通花呗而使用的，认定为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构成合同诈骗罪。

简介：私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擅自改变公司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人员挪用资金、侵犯其他主体财产权的犯罪行为。挪用资金罪要求必须将资金用于个人目的或以个人的名义借贷给他人。私营企业实际控制人非个人目的挪用资金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和现代公司治理原则,＂挪用＂行为无效并承担相应的组织责任。完善产权保护和现代公司制度,必须坚持＂公私分明＂的原则,准确把握相关法律问题的性质。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唐胜海、杨勇强奸案作为案例的形式明确一个司法观点，即轮奸案件中一人强奸既遂而一人未遂的，应对各被告人以强奸罪定罪并按轮奸情节予以处罚，但在量刑时可对个人奸淫未得逞的共同实行犯酌定从轻处罚。

简介：杭州‘‘保姆纵火案”等一系列争议大案显示,刑辩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和尊重法庭的两大根本义务之间经常发生严重冲突。英美传统上要求律师作为当事人‘‘热忱代言人”的角色服从于作为‘‘法庭官员”的角色,但根植于不同的权力结构和诉讼机制中的中国刑辩律师却往往需要诉诸死磕式辩护来维护当事人利益。直接挑战法庭权威的死磕式辩护整体上弊大于利,应当通过在职业伦理规范中合理划界的方式将其纳入良性轨道。

简介：职务侵占罪的标准提高到6万元以上,与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存在着5万多元的差额,对6万元以下的职务侵占行为入罪处理具有正当性。传统路径将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区分开来解决入罪问题,可操作性不强。在当前尚无新的规范性文件提供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可在坚持职务侵占罪犯罪构成的前提下,仅对达到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数额标准的6万元以下职务侵占行为,以侵占罪、盗窃罪或诈骗罪定罪处罚。

简介：持“多种行为类型说”及“复合行为类型说”的学者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行行为。其中，持“多种行为类型说”的学者认为，该罪存在生产行为、销售行为及生产并销售行为3种具体的实行行为类型；而持“复合行为类型说”的学者则认为，该罪只有一种实行行为类型，该行为由生产行为要素与销售行为要素复合而成。持上述两种学说的学者对该罪实行行为的认知与归纳皆源于对该罪罪状的误读，不能合理地解决司法难题并带来理论纷扰。持销售伪劣产品“单一行为类型说”的学者认为，该罪的罪状部分仅描述了销售伪劣产品一种实行行为类型。此说既是符合规范现状的学说，也是解决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理论解说混乱及司法适用困惑的妥当学说。

简介：吸毒人员将自己购买的毒品供他人吸食又原价收费或者收受其他对价财物的，是否构成犯罪，如构成犯罪又应如何定罪量刑，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近日，本刊邀请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二审监督处和侦查监督处部分干警结合具体案件进行了分析研讨，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帮助。

简介：添加回收、过期、霉变等非食品原料,需根据添加对象是否有毒、有害,选择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滥用食品添加剂,因添加的不是非食品原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所生产的食品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需根据所生产食品的属性选择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添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不明知的不构罪,明知的应结合所生产食品的属性,选择适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简介：法律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是对意思自治的内容限制，关乎法律行为的许为，而非能为。其目的在于实现法律秩序评价的一致性。在法律适用中指示参照各法律禁止本身。法律行为生效与否，取决于违法的要点所在。而最终的法律效果则需以比例原则作适当调整。

简介：私企内部的挪用资金与一般意义上的挪用资金多有不同,而私企负责人兼控股人的挪用资金与私企内部一般人员的挪用资金又有不同。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对于私企负责人挪用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不应局限于表面现象,还应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出发点以及社会效果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