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大洋一号”科考船已于2005年4月2日从青岛启程，开始了远赴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执行环球大洋科考的任务。其主要目的为采样和调查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以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战略资源。该环球航次必将推进我国海洋开发战略，包括发展我国大洋事业。笔者认为，有必要论述该环球航次的活动范围——国际海底区域的制度。在论述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前，应先论述其基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即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权利，投资者和开发者就无法实施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活动；并进而无法实现商业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目的。因此。研究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必要的。

简介：国家在勘探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过程中应承担何种义务和责任是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对此问题的咨询意见围绕着“谨慎处理”这一核心义务展开。“谨慎处理”义务要求国家须在其法律体系内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其内容还可以从国家承担的直接义务中进一步揭示出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平等地承担“谨慎处理”义务和直接义务及其责任，但发达国家应在能力建设上援助发展中国家。

简介：法国传统法律制度对海底文物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随着非法采掘海底文物的活动日益猖獗,法国于1989年出台了.该法确立了"海底文化财产"这一新的法律概念,突出了对海底文化财产的保护.此外,该法还对文化财产发现者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修改,并将文物的所有权归于国家,从而突出了海洋文化财产的国家财产特征.

简介：国际海底区域生物资源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但作为晚近发现的资源，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法律属性做出明确规定。国际社会基于各自利益考量，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从各国的争议出发，分析公海自由原则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内容，并结合国际海底区域生物资源本身的特征，对该资源的法律属性进行论证，同时为中国如何应对该资源的开发提出建议，以期在该资源开发利用争夺战中，取得与中国地位相符的一席之地。

简介：适应性管理办法是国际海底管理局规章中新近兴起,有助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在深海资源勘探和开发过程中进行“鲁棒式”决策的重要管理方式。此种环境管理办法的重要表征就是“改变”,这种表征背后则意味着为承包者增加不可预测的风险和负担。中国是国际海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无论作为合同承包者还是担保国,适应性管理办法是否推行以及如何推行将对中国产生切实而深远的影响,应对不当将可能使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承受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鉴于此,从适应性管理办法的内涵和外延着手,分析国际海底管理局可能推行适应性管理办法的五种方式,最后提出中国相应的应对方案,使中国能够在深海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主动参与,成为深海国际规则制定的引领者,拓展深海这块全球治理的“新疆域”。

简介：近当代海洋相关国际组织大量出现,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但国际组织密度的增加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组织之间的职能重合,如果海洋组织之间无法在重叠领域达成协同统一,职能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组织在职权重叠领域的行动冲突以及资源浪费。目前包括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内的国际组织已经积累了一些应对该问题的经验和办法,主要包括事前预防的充分讨论交流以及事后的积极解决,对其他组织未来应对该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屯路隧道飙车＂案于5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某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于某某拘役四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宣判后,该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了该案审理的有关情况。2015年4月11日21时许,在本市朝阳区大屯隧道外环道路上,被告人唐某某驾驶兰博基尼牌小型轿车、被告人于某某驾驶法拉利牌小型轿车由东向西故意相互追逐,

简介：以城市隧道为对象的城市道路管理涉及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实践中迫切需要区分的是城市隧道管理部门与公安交管部门的职权范围。结合当前城市道路管理的相关规定,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厘清两主管部门各自享有的职权内容,明确两部门权力竞合的情形,再运用公物法的相关理论,确定城市隧道管理部门享有的职权主要是一种公物管理权,公安交管部门所行使的与城市隧道管理有关的职权属于公物警察权。在城市隧道管理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两机关的职权协调。

简介：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性心理为＂隧道视野＂,该种心理具有不可避免性,功利主义与扭曲的法伦理观是导致该种心理的主观因素,法治传统理念与当代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低是导致该种心理的客观因素,诉讼活动的＂隧道视野＂困境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引发冤假错案产生。通过对冤假错案防控机制的历史及域外考察,纠正冤假错案＂隧道视野＂心理,防控冤假错案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合理掌控秩序与个案正义,将个案正义置于优先位置;其次,冤假错案由于过于注重司法效率而发生的现状应当为司法机关格外注意,司法效率的提高应当与保证案件公平并重;最后,从各方面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并合理限制外部力量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