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近年来,当事人主义法域的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与学者对职权主义的性质展开了激烈辩论。英国争论之政治影响多半源自不时由某些政要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主张——对警察的侦查进行某种监督——应当将法国那样的制度引进英格兰和威尔士。2当遭到质疑的对象不仅仅是特定的规则,而且还包括我们当事人主义制度的根据时,这种主张就会出现。因此,在1991年,冤案昭雪之后,组建了刑事司法委员会,审前程序中的当事人主义制度成了争论的焦

简介：第一则民治的根源——与王勇教授的对话对话者:谢晖、王勇【谢】王勇对刘(作翔)老师的访谈,或许是近三十年来我国法学界最深入的访谈。不仅深入,而且全面。期待能坚持采访十至二十位陇籍法学者,结集成册,或许能发现陇籍乃至西北的法律精神现象学。遗憾,去年和我相关的那篇没经采访,而是根据'采访者'平时的了解写就的。

简介：近日在住院期间，有客人来访，谈及所谓“处女卖淫”问题，我们进行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谈话，追记如下。

简介：<正>目次一、概述二、逻辑学方法三、修辞学方法四、对话(论辩)的方法五、各种方法之关系一、概述法律论证理论最古老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

简介：<正>数字传媒时代最风光的角色当属于版权。政府间的政治谈判要拿出盗版问题作为筹码;唱片公司、电影制片商要找出版权条文当武器与软件公司、网络服务商进行殊死搏斗;就连陈凯歌为胡戈的"无耻"而愤怒,也不忘要顺带拿版权侵权说事……版权真正成为了数字传媒时代镁光灯下的明星。其实,版权的风光并不是偶然。每一次传媒技术的发展都会触动版权所有者脆弱的神经。1877年,音乐家们联合抵制留声机的使用,认为这个"怪物"将会取代优美的

简介：林来梵：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晚上这个对话是比较惊险的，我们请来了好几个学术界著名的学者，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大咖”。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龙卫球教授，著名的民法学者。第二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涌教授。他也是一个民法学者，而且是思想非常活跃的一个民法学者。第三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翔教授，也是我们宪法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锐学者。我叫林来梵，是我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

简介：通过法官间交流的加强,并辅之以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及司法网络的实施,法官间的对话得以实现。自发、平等的对话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普遍法法官之间,也发生在制定法法官之间。以死刑为例,英国、美国、印度、南非等世界各国之法官以及欧洲人权法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性法院在其相互之间针对死刑的合法性,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含义,死刑犯引渡的条件,死刑犯的程序性权利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或者说法的国际化与国际法的整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内法官的地位提升,这不仅意味着国内法官的权限超越了国家领土的边界,而且由于国际法的整合,甚至导致了仿效和竞争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法官的地位提升虽然意味着法律的世界化,但这绝非将国际秩序引向二元或一元的金字塔模式,而是承认复杂性,建立多元秩序,在不同层级之间分享权力,朝向以对话或国际法整合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混合多元模式。

简介：人类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无疑已引发了全球性的重大社会结构变化。对此,法学界也开始密切关注传统的法制模式会相应受到怎样的冲击和发生怎样的变化。当今世界中,互联网企业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针对＂法的滞后性＂,在平台治理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超常规且处于不断演化过程之中的＂企业的制度自我生产机制＂。这种法的生产机制的变革,正在使得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企业、公与私等两元界限变得不断地模糊化。与此相关的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还引发了是否存在着数据垄断、财产权形态变化、差异化以及正义如何实现等新问题。《交大法学》编辑部于2018年1月18日特邀请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俞思瑛女士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等四位教授就上述问题,从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双向角度进行了深度对话。

简介：<正>目次一、“分权而治、协同诉讼”:以促进主体间对话、沟通为内容之诉讼构造的理论构建二、当事人之间平等对话:作为形成裁判资料基础的对话机制三、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互动式的对话:创造具有“亲和性”和“易于理解”的诉讼空间民事诉讼构造,是指以一定的诉讼目的为根据,以诉讼权限配置为基本要素,所形成的法院、当事人三方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讲,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内容,是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最主要的诉讼主体——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即在诉讼中权利义务的配置关系。上述对民事诉讼构造的定义,存在两组权限配置关系:一是法院与当事人的

简介：从研究现状看，责任主义在我国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刊载该类论文的被引数反应了这些论文构成了关于责任主义的中国话语知识体系，研究过于侧重其应用，少有基础问题之界说。责任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客观责任到主观责任，团体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转变。责任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归责责任和量刑责任，时至今日，在消极的意义上理解归责责任和量刑责任成为人权保障的需求。在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以结果为归责的责任主义无法适应刑法应提前规制的要求，责任主义应一定程度上向负责主义的意义上发生转变。

简介：<正>过去,人类在严肃对待其他族群的文明方面从未受到妨碍,但(西方文化)这种世界性的……传播却妨碍了我们。这种传播赋予了我们的文化以极大的普适性,以至于我们长久以来已经停止对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说明,取而代之的,我们堂而皇之将其视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简介：段文波教授与韩波教授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辩论主义的两篇论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地梳理了这两个重要理论概念的内涵与操作边界,从中我们既可以读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也能够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基础理论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共识。因此,对于两文的主要观点,我深表赞同。然而,与理论界的共识一致不同,实务界对于辩论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依然存在

简介：绝对主义模式主张，宪法秩序是统一和完整的，在紧急状态下，除了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别权力外，行政机关没有其他处理危机的紧急权力。批评者指出该模式过于理想，将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仰。相对主义模式则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既存的法律体系可能无法应对，行政机关必须拥有强大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但不能对现存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批评者认为该模式缺乏原则，是在为行政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辩护。自由主义模式公开宣称需要没有法律，通过事后向公众说明理由的方式，由公众来决定公共官员的超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批评者认为该模式将会导致专制和全权主义。

简介：国家主义者主张有力的平等主义分配规范(egalitariandistributivenorms)应只适用于共有国家的公民。鉴于民族主义为该主张辩护的努力通常诉诸公民因共同的民族认同感(nationalidentity)而应承担的'关联义务'(associativeduties),文中我认为通过同族关联义务不能成功论证国家主义论题。首先,本文介绍了一套可信的关联义务理论。接着,本文论证了关联理论虽然能解释民族共同体(nationalcommunity)成员应该遵守平等主义规范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公民为何首先有义务成为民族共同体成员或继续维持这一身份。公民行使拒绝成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权利的可能性会削弱国家强制公民遵守平等主义分配规范的正当性权力,并最终削弱国家主义主张。

简介：主客观统一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颇为混乱。本文从理论层面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笔者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是近代刑法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也是当代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刑法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分歧，作为不同的思维方式．表露出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两种互为补充的基本理论，则共同揭示了刑罚的社会功能。文章指出．刑法中的主客观统一，聚焦于刑事责任的基础如何确定。而刑罚预防与惩罚的功能．则服务于刑法的社会价值。

简介：梳理中国法治模式理论,有'外来型抑或本土型''政府主导型抑或社会促进型'和'法律主治型抑或综合治理型'三组主要讨论,与之对话、反思后认为,中国法治模式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应选准宏观民主实践和微观权力机制为着力点进行创造性转换。法治模式建构不是用来证明本土传统的可靠性,也非论证外国法律资源的优越性,而是能从法律视角解决自身现实社会争端。如果忽视自身民主实践和政治特色,那么某种'法治模式'形成的同时,也可能是自己真实法治实践的结束。权力'协同化'、民主'集中化'的民主生态是法治中国理论探讨的特质所在。

简介：韩光明：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中国目前制定民法典的背景。民法典的制定是大陆法系区别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传统。梅因在《古代法》开篇第一句就提到“最伟大的法学时代从一部法典开始，也以此而结束”（Themostcelebratedsystemofjurisprudenceknowntotheworldbegins，asitends，withaCode），讲的是罗马法上的《十二表法》。

简介：<正>虽然吴英案最终以最高院未核准死刑判决浙江高院重审判处死缓而告一段落,但它所引起的人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问题的思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开端。针对原审对吴英的死刑判决,一些学者从各种角度进行了非合理性的论证。其中,尤以张绍谦教授《论吴英罪不当死》(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具有代表性,该文从法哲学和技术两个维度对吴英案的定

简介：司法消极主义是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对立法或行政实施宪法审查时采取的一种传统价值立场。消极主义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体现出来，即程序方法和实体方法。程序方法包含拒发调卷令等多种方法，实体方法则主要有司法节俭和政治问题两种。

简介：基于法社会学的角度，法院的权力取决于其所作出的裁判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认同。从理论上讲，法院的裁判宜从总体上权衡多个阶层之间的利害得失，实现多边认同，真正建立起司法积极主义的立场。同时，这一立场还可以获得历时性的经验证成，也具有恰当地推动纠纷解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