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数年来,联邦劳动法院根据集体合同统一化之学说,排除在一个企业内适用多个约束雇主的集体合同的情况。[1]因此一个企业内只有一个集体合同能被适用。而排除集体合同多样化的标准是特别化原则。[2]受其他集体合同约束的雇员,由于集体合同统一化导致这些其他集体合同不能被适用,就会处于没有集体合同的境地。被排除的集体合同由于缺少集体合同约束力而不能被适用。排除集体合同多样化不仅给不能适用自己集体合同的雇员,而且给这些雇员的工会造成了麻烦。联邦劳动法院的这一判例遭到了学术界[3]和有关主管法院[4]的广泛批评。现在需要把新的判例纳入考量之中。联邦劳动法院第4审判委员会认为并不能从集体合同法中找到集体合同统一化的依据,也不存在相关法律发展演进的前提条件,而且考虑到所涉及工会和工会成员的结社权,集体合同统一化原则的形成在宪法层面是受到质疑的。为此,根据劳动法院组织法第45条第3款要求第10委员会、第4委员会就是否同意放弃集体合同统一化原则给出咨询决定。这一咨询涉及缔结条款、内容条款和终止条款,在这些条款中雇主与不同雇员间的关系受集体合同约束,因为雇主和雇员双方根据集体合同法第3条第l款的要求都具有组织成员资格。[5]第10委员会赞成了这一判例的改变,[6]因此第4委员会能够实行这一变化,[7]这也导致经典的集体合同统一化状态将失去依据。判例是否会放弃对其他集体合同条款适用集体合同统一化原则,特别是关于集体合同当事人的共同设立(对比集体合同法第4条第2款)[8]以及雇主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根据集体合同法第5条普遍约束力)受多重集体合同约束的条款,仍有待明确。关于企业规章和企业组织规章的集体合同多样化问题也没有任何说法,就像联邦劳动法院在此期间明

简介：法的数量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有时甚至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实施着不同的法。某些非国家的团体也有它们的法：天主教会法，伊斯兰法，印度法，犹太法。还有国际法，其目的是在世界范围或地区范围内规定国家间的关系与国际贸易关系。

简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一章的规定体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向。文章从对比我国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上的人本化趋向。

简介：<正>暑去寒来。一份作业即将完成,呈献给读者诸君品读。硕士二年级时,有幸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零七年秋季号的责编执笔了当期的卷首语;如今博士二年级,有机会再借编者手记一吐心声。网络法律问题既是现实的,也是理论的。作为目前国内第一个以互联网法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发掘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是幸运,更是挑战。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其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数已达5.64亿,普及率首次突破四成;其二,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和天猫2012年总交易额已突破万亿大关。

简介：在合同条款的内容存在争议或者合同出现漏洞时,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来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各国普遍承认的解释规则。我国《合同法》也确认了交易习惯的重要地位,不仅在总则中将交易习惯确定为解释合同的原则标准,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大量根据交易习惯解释合同的具体条文。但何为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认定方法以及如何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审判实务中,对交易习惯的司法认定更是存在诸多争议,交易习惯未能在司法实务中凸显其重要作用,对交易习惯的构成和适用规则进行探讨实属必要。

简介：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婚姻法律关系仅有统一的《婚姻法》等法律,并不能完全适应不同地区或者不同民族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解决纠纷方式上,都与现行《婚姻法》之间存在诸多冲突。文章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等相关内容入手,对哈萨克传统婚姻习惯法与现行《婚姻法》之间进行细致的比较,试图为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少数民族婚姻习惯如何对现行法作出变通或补充规定、以及两者以何种方式在二元结构中彼此融合等问题提供合理建议。

简介：通过家庭暴力法律特别规制的必要性反推出家庭暴力主体可能具备的两个因素，即“亲密因素”与“共居因素”；并基于上述两个假定因素，构建了“亲密关系”、“共居关系”、“扩张关系”、“依赖关系”四个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并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界定。同时总结了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的两次演变过程，即“由‘依赖关系’模型转向‘亲密关系’模型”与“‘亲密关系’模型的异化”；并基于此证伪了现行司法解释中“家庭成员”的概念，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简介：2011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不论是在结构体例的安排还是内容的臻定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间若干自草案公布之初就存在争议而在正式立法中未得到呼应的些许问题,存疑争鸣无疑还将继续,如选择性冲突规则的运用是否妥当、涉外协议离婚法律适用规定有无必要、“没有共同国籍”情形下法律适用是否遗漏等.为此,着眼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内在逻辑、国际社会最新立法经验和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实践等问题阐释些许观点.

简介：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刑罚处罚的'网络游戏外挂'相关的行为包括了制作运营网络外挂的行为与使用网络外挂牟利的行为。对制作运营网络外挂行为的定性存在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两种观点,由于刑法上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仅限于侵犯复制发行权的行为,而制作运营网络外挂行为虽然属于对网络游戏软件作品的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但却不能认为是侵犯其复制发行权的行为,因此在现行刑法框架内,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是较为妥当的。但对于使用网络外挂牟利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在解释上是存在疑问的,同时将此种广泛存在的使用网络外挂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其刑事政策上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简介：美国司法绩效评价是对任期制法官的履职表现进行科学评估的一种制度设计，兼具司法信息公开和提升法官履职水平的功能。该项制度与法官任期密切相关，因而在美国联邦、州司法系统运行情况区别较大。尽管司法绩效评价制度运行三十余年来在是否影响司法独立、能否有效帮助法官改善履职等方面一直遭受质疑，但其科学的评价标准仍然可以为完善我国司法绩效评价机制提供借鉴。

简介：中国现行的制定法体系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确定习惯的法源地位,所以人民法院适用民间习惯的合法性不是很充分。一方面不承认习惯为法律,另一方面又用其判案,这是典型的"奥斯丁困境"。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习惯导入司法的依据仅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权中。中国法官在个案中识别和适用习惯是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地方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针对习惯的司法适用问题发布指导意见是中国司法惯常做法,这是一种司法习惯。法官根据指导意见识别和适用习惯,实际上是通过司法习惯给民间习惯打上法律的印记。由最高法院发布习惯的识别标准,而由基层法院识别习惯规则,这种分工可以在根本上摆脱"奥斯丁困境"。

简介：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之下,我国法院通过颁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类型的司法文件从而在事实上行使着创制金融法律规则的权力,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若干司法权力在我国行使的特殊之处。而我国法院之所以会成为金融法律规则的创制者,一方面是因为法院有更加迫切的需要去创制金融法律规则,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式司法体系管理模式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法院的这种角色扮演有可能带来体制性的问题,包括在司法体系外部可能因为法院职能边界扩展导致的权力之间的关系失衡以及在司法体系内部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运作模式。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名称、省政府指定医院、鉴定人出庭的法律后果、鉴定人人身保障以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协助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等方面作出了修改,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同时,由于修改的内容在前瞻性上不明显,有些重要的问题,如鉴定启动权、强制鉴定等没有涉及,仍需要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予以进一步完善与弥补。

简介：学界关于行政信访制度的激辩重心已经从存废之争转为优化之争。中国行政信访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土壤,行政信访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不应脱离社会的实际而随意跨跃式前进。应当针对行政信访制度的独特纠纷解决机能,作司法化和非司法化并行的双轨制设计。

简介：作为刑事诉讼基本要素之一的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内容系统庞杂,但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素有争论,时至今日也并未达成一致,这阻滞着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解决。应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目的,并以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为双重基础,确立包含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在内的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

简介：虽然民事裁定绝大部分都是解决程序问题的,但仍有一小部分涉及实体问题,且即便是涉及程序问题的民事裁定也具有不同的特性。在当前制度框架内的补充和重构是完善民事裁定制度的方式和途径,本文力求通过对民事裁定的类型化考察,合理界定民事裁定的适用范围并加强裁判方式的规范化,以确保民事裁定充分发挥其作用。

简介：<正>一、美国Toysman案与个人资料交易的勃兴2001年,美国的Toysmart案使个人资料交易与资料和隐私保护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Toysmart是一家网上玩具零售商,至2001年6月倒闭时,其资料库含有约25万客户的个人和家庭信息,如消费者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交易记录、购物偏好,家

简介：普遍认为,为适应作品使用的复杂情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时应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但是,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法律适用存在不可预测等局限性。提供详尽的例外清单不仅是大陆法系著作权法传统的延续,也是克服一般条款局限性的内在需要。不同类型的例外清单得到了不同公共政策的支持。依据明确得以承认的公共政策,我国法院不仅对《著作权法》第22条予以扩张或限缩解释,还确认了信息获取、竞争自由、技术发展和促进创作等合理使用的新类型。类型化的研究既为相关立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司法适用提供了可预期的解释工具。《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案应将这些新类型法定化。

简介：借助现代计算机、网络及通信技术，对看守所监管执法活动实行动态监督，是新形势下加强监管执法、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维护监管场所秩序，保障被监管人合法权益，促使看守所监管民警及办案人员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和工作作风，提高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基本权利的具体化是一个如何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问题，涉及法律的品质、宪法与法律、宪法与公权力的关系。立基于防御品质的早期基本权利具体化是一个法律保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权利限制同义，意在通过立法划定外部界限明确其内容，其后发展了国家保护义务与重大性理论，行政权与司法权亦负有具体化基本权利的义务。具体化的实质一则在于确定以立法者为优先的所有国家机关之于基本权利的义务；二则在于在形成基本权利内容的同时划定不受公权力支配的核心领域；三则在于使基本权利于具体生活关系中获得内容。广义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基本权利的形成、限制与保护，狭义的基本权利具体化要求普通法律在具体的生活领域与生活关系中形成基本权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