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司决议是意思形成的结果,这决定了决议须通过程序正义理论而非法律行为理论予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公司决议之定性与程序正义原则相扞格,与商法的理论相冲突,该缺漏有待在以后的公司立法中予以补正。公司决议程序的正义是公司决议正义性和拘束力的重要保障,为此,程序或者内容存在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应该当然无效。各国立法从程序、内容和决议规则3个方面对决议的法律后果分别予以规定,这也为我国公司法所借鉴,但我国相关决议规则之规定十分粗疏,亟待优化。公司决议多数决规则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也会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成为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地位获取控制利益的手段。为了矫正此种异化,我国立法有必要对控制股东课以信义义务。我国公司法应以保护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为宗旨,强化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重点关注公司决议表决程序中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明确多数决规则的范围和例外,健全表决机制,以保障决议的实质正义。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已开展一年有余,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亦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是试点工作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从宽”量刑问题,值得立法者重视。首先,应确定“从宽”量刑不得超过基准刑三分之一的最高上限;其次,不同阶段的认罪认罚案件应体现层级性特征;最后,应拓宽“从宽”处理渠道,尤其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应考虑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

简介：尽管近年来一直强调落实少捕慎捕的刑事司法政策,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不捕率偏低、构罪即捕、审查逮捕服务侦查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对"社会危险性"把握不一致,司法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证据审查偏向于实质性等.为进一步完善"少捕慎捕"机制,应当明确审查逮捕的职能定位,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考评机制,厘清审查逮捕三要件之间的关系.

简介：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正式写入基本法,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新刑诉法主要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值班律师的地位作用、不适用情形、基本形式以及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等方面进行宏观勾勒,尚未出台详细的适用规定。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应仅局限于实体上从宽处理,还应当包括诉讼程序的从简从速,对不符合径行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采用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降低审前羁押率,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尤其是其中的轻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前非羁押化。

简介：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包括输入、学习与输出三个过程,需要以大量资料作为训练数据,但在获取、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权。严苛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反之,过于宽松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将抑制作者的创作激情。利益平衡理论要求著作权制度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时应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为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让渡一定空间。相较于合理使用制度的倾斜保护,法定许可制度能兼顾各方利益,实现技术发展与文化创新的平衡。

简介：日本专利法上有关胚胎干细胞发明的伦理观念曾发生过转变,并进行了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日本在胚胎干细胞发明实用性、创造性审查方面体现了特殊性,通过科技政策推动专利授权规则发展,并且较为合理地解决了发明专利授权与反垄断政策之间的互动问题。借鉴日本胚胎干细胞发明可专利性标准,我国应当从传统的抽象伦理观过渡到具体伦理观,注重科技政策与专利规则之间的协调,并适度拓展胚胎干细胞可专利性范围。

简介：面对网络犯罪呈现的一系列亟待分析和研究的新特征,虽然我国刑事立法积极回应网络犯罪对传统刑事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刑法规制范围狭窄、法定刑配置仍有不足、证据收集不够规范、技术侦查措施方面的立法有待完善等疑难问题。可以从适度扩张刑法的规制范围、法定刑的配置类型化、证据收集规范的细化明确、技术侦查措施审慎应用等方面入手,从而为打击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提供参考。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修订过程中,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责任限额和适用范围,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三个问题。这三大问题,事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立法宗旨和功能的实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为分摊海上风险的法律制度,应将面临海上风险的船方主体(包括航次租船的承租人)都纳入其权利主体范围,以确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能够发挥其'安全阀'的作用。同时,受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应逐步提高,以重新协调作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船货双方利益的平衡。在《海商法》适用范围拟扩展至内河运输的背景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也应适用于内河航运,但对于国内水路运输(包括沿海和内河运输)的责任限额,应实行与国际海上运输相区别的双轨制。

简介：“数据隐私问题”泛指由公共和商业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实践而引发的各类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问题。法学界对数据隐私问题的关注仍聚焦于如何建构“个人信息权”这一教义学议题,但互联网经济和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数据隐私问题在个体权益、企业竞争和生产关系三个维度上全面展开。鉴于个体权利建构议题本身有限的智识和实用价值,法学界应尽快转向思考与数据合约监管、数据风险管理、数据资源交易和数据劳务定价等相关的机制设计问题,方能为人类社会寻求回应数据隐私挑战的努力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简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非属于作为专门法院的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却有可能发生在海事法院主管的海事海商(执行)案件中。由于海事法院地位的特殊性、海事海商案件审判的专业性等因由,如何确立海事海商(执行)案件中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管辖成为一个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全面考察有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诉讼管辖规定的立法变迁,认真审视各方面观点的优劣,在坚持合法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海事海商案件审判实践的专业性、特殊性,把握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现实情境,并经海事法院司法管辖改革发展的合理预期验证,确立法定原则为主、便利原则为辅的海事海商案件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管辖模式,是较优的选择和应当坚持的发展方向。

简介：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相关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属于轻罪案件,大部分被追诉人在诉讼中都是认罪的,期待能够较快地审结案件。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实、自愿认罪认罚的问题,往往缺少有效监督。有学者认为,羁押性的刑事强制措施会对犯罪嫌疑人造成较大的心理威慑力,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会因为担忧和惧怕被羁押而迎合侦查人员的要求。

简介：在内幕交易案件的刑事诉讼中,由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行政认定意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一般包括了内幕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止日期、违法所得的计算等影响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要素。关于行政认定意见的争议普遍存在于内幕交易刑事诉讼中,也是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的控辩争点。通过分析行政认定在内幕交易刑事案件中的辩方困境问题,认为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认定在形式、内容、启动程序等方面尚欠缺统一规范。因此,在行刑衔接的背景下,应完善对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避免行政认定意见中循环论证的逻辑缺陷,明晰内幕交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法律解释、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区别及衔接,实现对内幕交易违法犯罪的准确认定与处罚,提高司法质效。

简介：因医疗纠纷案件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特点,为解决医疗纠纷案件当中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人民法院及当事人往往需要借助委托具有专门资质的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以作为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判断的参考因素。医疗过错鉴定在医疗纠纷案件裁判当中已超越了其作为证据本身的职能。医疗过错鉴定应解决的是医疗事实问题,而不应取代法官解决因果关系判断的法律问题。

简介：近当代海洋相关国际组织大量出现,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但国际组织密度的增加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组织之间的职能重合,如果海洋组织之间无法在重叠领域达成协同统一,职能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组织在职权重叠领域的行动冲突以及资源浪费。目前包括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内的国际组织已经积累了一些应对该问题的经验和办法,主要包括事前预防的充分讨论交流以及事后的积极解决,对其他组织未来应对该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一、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例犯罪嫌疑人韩某某于2017年10月13日在西草厂村,因邻里琐事与受害人万某某发生纠纷,后用拳头将万某某打伤。经鉴定:万某某左眼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案件承办人全面细致审查了在案证据,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受害人意见,也积极建议双方当事人和解。

简介：医疗损害鉴定在公信力、中立性与权威性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公众对其不信任,影响医疗纠纷解决的效果。调研发现,经过医疗损害鉴定的案件之重新鉴定比率高,针对鉴定意见的上诉率高于一般案件,鉴定的投诉信访量大,患方对鉴定工作的配合度低。问题的成因除医疗损害鉴定自身的局限性以外,还包括医疗损害鉴定信息的不对称性,医学会垄断医疗损害鉴定的局面,鉴定主体专业性与中立性失衡,鉴定机构及专家的选任程序存有异议。可能的进路在于改造医疗损害鉴定的主体机制,规范鉴定机构及专家的选任程序,适度实现异地鉴定,将专家辅助人制度改造为患者与鉴定人沟通的桥梁,探索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新手段,加强医疗损害鉴定信息对称性,合理把握启动重新鉴定的条件。

简介：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是涉外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相关法律制度虽不断完善,但在体系构建及实践运用方面仍存在较多需要改进的方面。笔者从宁波海事法院多年来的司法实践出发,以案例分析的角度,梳理剖析了外国法查明及适用在审判中出现的各方面问题,并结合目前相关法律规范体系的现状,以及已经出现的扩展查明平台等配套体制建设方向,提出了完善外国法查明及适用制度的法律及实践建议。

简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是公平原则的要求,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却存在着第三人权责不对称的问题,其中参加效的缺失是其典型表现。生效裁判对非当事人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产生何种效力,在立法上缺乏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或者适用既判力、或者适用事实预决效力。然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与当事人、一般的案外人在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方面均不相同,使其与当事人或一般案外人承受相同的裁判效力具有不对称性。为此,我国亦有必要构建参加效制度,在借鉴域外参加效制度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考察参加效与既判力、预决效力的差异,以确定我国参加效的特征与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