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之后已经经历了四个年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不少国家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在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带一路”成为和“四个自信”一样在大会上被频繁提起的时政热词,足见中国政府对该倡议的重视以及推行力度。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推广、制度建设以及帮助沿线各国进行金融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虽然成果颇丰,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重点选出“公共产品”以及“选择性激励”两个关键概念进行再解读,并借助这些概念对中国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过程中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议。

简介：自2013年起，国际社会开始介入马里危机，开展维和行动。国际社会对马里的维和行动是基于马里政府邀请，得到了安理会授权，具有合法性；而且，国际社会参与马里维和行动的行为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些特征使马里维和行动明显区别于以往单边军事行动和国际维和行动，具有典型性。一、马里维和行动的背景

简介：“集体安全”一词近年来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人也认为集体安全是一种可靠的安全模式。集体安全有其优点，但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憾，对此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中国在集体安全问题上应客观冷静地采取科学的两面兼顾的态度

简介：2009—2013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的民主问题凸显，但要理解欧洲民主的深层困境，须有超越“民主”的视角。欧洲民主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欧洲民主制度受制于经济规律而无法根据多数选民的要求进行决策；第二个困境是，在后工业化社会，欧洲民众的认同出现虚化和移动，导致民族国家：不再是施行民主的天然疆界。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出现的政府危机、抗议运动、民粹主义等都是这两个根本困境的体现，表明当前欧洲的民主制度不能完全赶上其周遭环境变化的步伐，开始出现“不：适应症”。这个“不适应症”在欧债危机期间凸显，其根源是深刻的。欧洲如要走出“民主困境”，就必须进行系统性反思与治理。

简介：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重建进程中面临全面挑战:日趋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形势、美国一家独揽重建工作以及对伊开战的理由不足,使布什政府一筹莫展.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简介：

简介：长期以来，德国经济在整个欧洲地区占着绝对重要的地位，一度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然而在新千年之际却陷入了困境。2001年和2002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均居欧盟各国末位，失业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经济乏力使得德国年度税收增长目标落空，财政支出刚性使得德国的财政赤字在2002年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3％的上限。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德国，其经济困境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重要贸易伙伴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欧元升值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但是更为根本的却是德国本身经济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市场僵化和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彻底走出经济困境，德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改革计划，改革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税收制度和教育体制。

简介：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国,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古盛产蔗糖,有加勒比“糖罐”之称;有丰富的镍、铜、铬、锰、铁等矿藏,其中镍矿藏量居世界首位。苏东剧变后,古经济陷入困境,但随着它对内进行一系列改革,对外广泛开展友好外交,打破国际孤立,处境已有所改善,政局稳定,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简介：联合国成立47年来所采取的维持和平行动,包括派遣军事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共13次。(1)1948年6月,联合国向巴勒斯坦地区派遣了259名军事观察员,以监督执行联合国有关阿以停火协议,这是联合国的首次维持和平行动,目前仍有同等人数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部署在西奈半岛的埃以边界负责维护中东和平的使命。

简介：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关注。中国深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充分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任务的艰巨性和迫切性，决心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简介：

简介：现代天主教社会学说之创立与发展是天主教应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表现，教会积极的“人世”姿态与实践反映了教会回应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挑战的世俗化特征与趋势。当代菲律宾天主教会的社会行动，既是现代天主教社会理论推动的结果，更是菲律宾教会面对20世纪初期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挑战的自觉回应，它反映了现代菲律宾教会关注民族国家社会现实的本土化与世俗主义趋势，同时也体现了宗教在现代社会参与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探索社会发展途径的实践与范式。

简介：1998年9月,在俄面临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的危难之际,众望所归的普里马科夫走马上任俄政府总理。在执政的半年多时间里,普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驾驭时局的能力,其政绩逐渐获得政治上层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在政治上,使政局保持了相对稳定。普组建了“中左联合政府”,杜马中主要反对派党团代表入阁,团结了国内多数党派,赢得了杜马支持,使杜马和政府间磨擦减少。普协调各党派立场,缓解相互间矛盾,他在社会各政治力量之间起到“平衡器”作用,使政局暂时得到稳定。普的上任化解了政治危机,使总统与杜马的矛盾有所缓和,他既得到

简介：本文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何处理与其它政党、社群组织和普通选民的关系和社会控制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制度设计上，它是一个存在一定程度多元制衡的一党独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软权威主义的政体。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方面，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对其严格限制和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摒弃在国家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则保证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处理与社群组织和选民的关系方面，其基本原则是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纳人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实行一种具有多元利益表达和一定民主性的、提倡体制内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人民行动党在联系群众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是一味迎合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而是着眼于其长远利益。

简介：作为恐怖组织常用的一种行动模式,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更使得自杀性恐怖主义成为恐怖组织在恐怖袭击中惯用的一种手段。相比其他形式的恐怖袭击,自杀性恐怖主义具有简单、廉价、机动性强、引起的社会恐慌大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严重等特征。自杀性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都已经发生过,被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广泛使用,针对的对象多样化,并且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动流程。目前学术界从个体、组织、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否愿意进行自杀性恐怖袭击,最为重要的是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即个人通过自杀性恐怖袭击获得的好处是否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个人收益、是否可以增进家庭的福利、是否可以增加所在共同体的利益。在未来的反恐与应对中,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增强重要设备的科技含量、增加双方对话与谈判的可能性、加强公共外交的力度、增进各国间的相互合作等方式以应对自杀性恐怖主义威胁。

简介：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人权的国际行动造成了更大的人权破坏，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的目标要求。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人权法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倒置，目标和手段错位，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简介：2014年7月，日本安倍晋三内阁通过名为“为维护国家生存、保护国民而形成无漏洞的安全保障法制”的阁议决定，通过修改行使武力的条件，在事实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二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意味着日本可在自我防卫目标之外行使武力。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日本虽然在国际法上拥有集体自卫权，

简介：素有“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始终把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等民生事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近50年的执政实践中，改善民生的政策导向始终如一。让人民享受到看得见的利益和实惠，生活过得更美好，是人民行动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改善民生的理念和措施，不仅体现到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上，而且党在意识形态、干部教育、决策机制和政策输出等方面的工作，都凸显出改善民生的主题。这既是夯实其执政基础的“看家法宝”，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带给他国执政党的启示。

简介：本文系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亚太安全项目”的研究报告。与大部分南海争端的研究成果不同，本报告提出，南海地区最为根本的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信息共享程度低。为此，地区国家应该通过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实现共同的海域态势感知，以建设南海共同行动图。报告首先介绍了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强调了海域态势感知建设的重要性。报告还分析了海域态势感知的基础——地区国家的信息搜集和共享能力建设。报告还介绍了海域态势感知的过程、模式和建设方式。报告最后提出，美国应该在南海态势感知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为其提供了详细的建设路线图。

简介：“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一文通过分析部分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十年前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并由此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近乎“休克式”反思。该文在材料选择与使用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其悲观的结论不能不让读者质疑；且文章“破”多“立”少，不利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