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洞朗事件＂的最后结果对中印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是中方强调的互利共赢外交的体现,也标志着中印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开始。中方需要深入反思这一事件的成因及处理过程。作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中方没有进行战略优势转化并在战术层面缺少一线战术规则;二是中方需要调整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以实现对应急突发事件的跨部门机制性处理;三是中方应当针对印方战略动向和后续影响做好战略战术层面的调整。

简介：本文以具体数据分析了我国大学生情报意识的现状、情报意识薄弱的原因，以及加强大学生情报意识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文献课应从三方面进行大学生情报意识的教育与培养：１．进一步加强理论教育；２．实施案例教学法；３．加强信息跟踪练习。

简介：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处境下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在十九世纪基本上实现了一场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其前期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天然自发的民族意识、情感和立场的表达，而后在提拉克以“印度自治”为宗旨的宗教一政治学说里臻于成熟和确立，并通过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使之化为现实。

简介：关于1958年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人们已经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的却很少.本文拟从研究毛泽东此间的忧患意识入手,通过对人的需要和满足这一对矛盾的分析,就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与大跃进的关系进行探讨.

简介：科索沃战争是一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维护地区稳定”而发动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它表明，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并已危及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新干涉主义”正是其集中体现。而科索沃战争不仅没有实现美国和北约的基本战略意图，反而激发了各种复杂的矛盾，使美国和北约处于进退维谷之地。

简介：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全球得到广泛回应，不乏对其可测量性、可操作性、生效条件、适用范围的质疑，并存在误读和滥用。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实力中文化等因素的强调，对中国等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认识到，奈的软实力理论着眼于美国在战略收缩背景下如何维系全球领导权，中国则面临不同的语境与诉求，需接入符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思考框架，规避可能面对的“话语陷阱”，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路径，尤其是要契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目标。中国学界广泛展开了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对话与建设，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同步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论的本土诠释与超越，也推动了文化安全议题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安全体系的重要关注。基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与未来发展目标，基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务实、自信、开放、多元”的“文化安全观”，推进以文化传统、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应对外来文化影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举措。

简介：未来大众意识对形成俄罗斯社会发展矢量的作用将提升。尽管俄国家政治制度至今仍存在保守主义倾向，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完全可能加强。因此，政治制度显然面临演变，国家与社会的逆向联系将逐步放宽，政权对社会情绪的变化将做出更多回应。精英阶层意识直接形成国家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意识退居次要地位。归根结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大众意识。

简介：<正>在社会学上,对社会变革的解释,有两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变革是因为有伟大的人物、有非凡思想的超人、有发动群众能力的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变革是由于社会自身的运动、历史的运动,个人的作用并不很重要。第一种观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英雄人物上,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英雄并不重要,英雄是由社会运动产生和缔造的。

简介：美巴反恐合作已有十年,两国在反恐合作机制方面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美巴矛盾和基地组织的新特点,不仅加大了今后美巴联合反恐的困难,也很难使美国反恐战争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在后拉登时代,如果不反思前一阶段的反恐合作,美巴将难以开启未来反恐新局面。

简介：按照洛特曼的文化对话机制，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流时，接受者接受外来文化通常要经过五个阶段。而且，要使对话能够进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18世纪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拉开了与西方文化广泛交流的序幕，这个时期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第一阶段。到了19世纪反法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和个人意识空前觉醒，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契机，俄罗斯民族抓住了这一契机，贵族精英阶层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进而达到实践的文化自觉，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高涨，迎来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这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中间阶段，也是关键阶段。从此，俄罗斯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洛特曼所说的文化接受的最后一个阶段。

简介：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简称马华作家）在族群政治浓烈的氛围中所衍生出来的忧患意识。马华作家对文化传承及身份认同问题一向极为敏感，大部分的马华作家都摆不开政治议题的纠缠。在敏感的政治论辩及维护中华文化的浪声中，马华作家如何调适内心中的不安，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危机作出什么反应？如何面对马来霸权文化？

简介：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已成功融入国际体系。正面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其难度和复杂性均在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美国需要调整心态，改变1945年以来的一些基本外交思想和原则。同时，中国也应该对国际意识形态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简介：本文以中国潮剧在泰国本土化的两种形态一酬神潮剧和泰语潮剧为研究对象，探讨泰国华族与佬族是怎样在泰国潮剧这一场域中实现国家与社会地位关系的转变的，进而尝试分析潮剧如何超越国界与族群社区，在泰国多元文化结构中获得特殊的社会意义，同时揭示体现在泰国渐剧发展形态中的艺术与社会政治、不同文化、不同艺术传统之间的关系。

简介：2015年是人类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的破坏可谓空前，但其是否绝后，却还有待观察与思考。正如我们可以把战争分为“热战”与“冷战”一样，和平同样也可分为“冷和平”（假和平）与“真和平”。“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冷和平”容易给人以和平的假象，以为和平就是必然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从而使得某些中小国家容易“任性”，大国容易缺乏包容，低端政治问题容易“越位”，这反而容易酿成真正的大危机与大危险。近期西方战略学者发出的“基辛格之忧”与“哈斯之问”也反映了对“冷和平”的忧虑。国际社会如果对“冷和平”状态认识不够、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的再现与和平的终结。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背景，对国际安全与战争问题做战略思考，可以发现：从历史维度来看，人们对国际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中小国家“任性”乱为，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冷和平”状态令人担忧；从未来维度来看，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因素，也是中国对国际战争问题进行战略思考与未来展望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要妥善谨慎地处理好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未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将会成为遏制国际战争的重要力量。

简介：“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一文通过分析部分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十年前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并由此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近乎“休克式”反思。该文在材料选择与使用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其悲观的结论不能不让读者质疑；且文章“破”多“立”少，不利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

简介：政策意识是编辑对政策的重视、认识和理解。政策水平是编辑对政策的认识、理解的准确程度。新闻编辑的政策意识和政策水平主要体现在：（１）能否将直接解释政策的新闻阐述清楚；（２）能否将政策报道的分寸和时机掌握得当；（３）能否发现和纠正新闻中出现的政策性错误。新闻编辑要增强政策意识，提高政策水平，必须对新闻本身的政治色彩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了解政策、熟悉政策；必须积累知识，深入实践，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遇事多用政策的尺度把握和衡量。

简介：“阿拉伯之春”激烈震荡中东格局，各国所受波及影响不一，其中突尼斯可以算是较为成功的转型国家之一，取得了通过新宪法、组建新政府、世俗派执政等政绩。但是突尼斯仍未能解决一直困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面临恐怖主义挑战，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影响突尼斯政治转型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国际和地区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拟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线，回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后意识形态矛盾发生的背景，梳理突政治进程中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及其对国家稳定和改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希望能为突尼斯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引发经济、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危机的压力下，相关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国际社会致力全球治理，然而应对举措更多地集中于扬汤止沸，停留在表面文章。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贪婪与投机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不断强化。如此，解决旧危机的果，极有可能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

简介：十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不论是战略判断还是战术预测，大多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那些预测背后的理论、事实、逻辑、方法，不仅反映出学界对两场战争的研究轨迹和缺陷，还可以折射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序混杂，构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奇形怪状的基石，浮躁的学风和研究激励机制则进一步加剧了乱象。

简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一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