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传教士把福音传给中国时,也把他们不同的教制带到了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教会结束了过去宗派林立的格局,实行联合礼拜,但同时教制缺失的弊端也随之出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对教会体制探讨的文章便散见于《金陵神学志》等刊物,从建章立制以加强教会行政管理、要求打倒"教霸"主张民主办教的层面,上升到从理论上对问题的探本索源,从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会现存的巨大的体制上的痼疾,也认识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制的迫切性和艰难性。本文认为有两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要采取多种研究方法,二是未来的教制的可行性必须涵盖和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教会的四个基本属性,即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2、圣职人员的治理权威和属灵权威;3、保留主教圣职,以继承历史教会的使徒统绪性;4、理顺教会与三自的关系;5、理顺与政府的关系;6、考虑到少数民族教会的特殊性。祈望通过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早日实现中国教会教制的建立,以利教会健康有序地成长。
简介:佛教是我国第一大宗教,具有很强的文化性。据统计,我国13亿多总人口中自觉的佛教徒接近一亿,超过其他几大宗教信徒之和。最近,我正在思考可否用“宗教性”和“文化性”来分析我国五大宗教的特点,为提高宗教工作科学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宗教性,就是指宗教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扩张性、渗透性和排他性,而文化性则是指宗教的民族性、哲学性、艺术性、民俗性和包容性。以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则中国五大宗教中宗教性最弱而文化性最强的首推道教,其次就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宗教性很强而文化性较弱。我们可以从我国五大宗教的不同特点出发,有区别、有针对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相关政策,提高宗教工作科学化水平。所谓相关政策,我这里主要是指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宣传政策,因为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宣传。因此,做好宗教工作,既要使用宗教政策,也要使用文化政策和宣传政策,任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部分,我们宗教工作者应该掌握好党的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宣传政策,具体分析每种宗教的宗教性和文化性,以提高宗教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简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在大都兴建释迦舍利灵通塔、大圣寿万安寺,与元成宗铁穆尔元贞元年(1295)在五台山修建万圣祐国寺、大德五年(1301)修建释迦大塔的内在关联与政治、宗教意涵向来被研究者所忽略。忽必烈在大都的塔寺兴建,与成宗铁穆尔在五台山的塔寺兴建实际是元初构建'藏—汉'佛教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实践之一。'藏—汉'佛教整合的跨地域、跨种族、跨(民族)文化的佛法体制与多元民族统一的王权系统互相依赖与支持,'藏—汉'佛教体制为多元民族统一国家的世俗统治者提供其统治神圣性和合法化的理论解释和支撑,多元统一的世俗王权又进一步推动这种'藏—汉'佛教体制的整合与发展,这无疑是中古以来王权与佛法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