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中国近代伦理观念经历了一个变革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潮同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旧思潮进行了较量,而进步思潮的主流属于前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后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形成、产生和发展,以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为基础,以近代西方伦理学说的输入为条件,以改造中国传统思想、促成中西文化思想的溶合为途径。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在接触和吸取西方文化思想过程中,曾力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这种伦理思想,在激励爱国主义道德情操,批判封建纲常伦理,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提供道德依据等方面起了历史进步作用。国际国内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西方有关理论思想的移植,它对封建伦理并没有作出系统地批判性总结,更未能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过统治地位。

简介：<正>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第一步。近十年来,这一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对它的进程、特点、成就、影响尚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背景,对这场变革的某些特色作一些说明。

简介：9月28～30日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主题为“社会变革时期的伦理道德问题”。中方代表团成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晨虹、焦国成、肖群忠、温海明教授和郭清香、张霄副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齐鲁学刊》杜振吉教授，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黑龙江大学关健英教授，东北农业大学武卉昕教授。

简介：在当今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特别是广电媒体的独特优势犹在，但面临的挑战很严峻。媒体融合发展乃大势所趋，融合的侧重点在于传统媒体须尽快学会与新媒体融合，而非相反；融合的关键在于传统媒体学习、汲取和践履互联网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媒体未来发展潮流，寻得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和创新之道。把握媒体融合的要义，还须从媒介技术、业务和内容、资源所有权以及管理规制等入手，推进深度而真实的融合。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升级后的广电媒体，或将其转化为全媒体，或转变为现代视听传播机构。立足于此，广电媒体可重构、再造流程及产业链。

简介：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简介：墨子社会组织思想琐论刘晨之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学派以其思想的唯物性、人民性、实践性而独树一帜，特别是它关于社会组织思想的许多观点，至今对我们还颇有启发。“兼爱”与“互利”是墨子社会组织思想的基础。墨子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祸篡怨恨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

简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简介：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简介：3月19—20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伦敦国王学院合办。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姚新中教授主持会议，伦敦国王学院副校长霍加特（KeithHoggart）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分别致开幕辞。研讨会邀请了英国上议院议员、前牛津主教、伦敦国王学院荣誉教授哈里斯（LordRichardHarries）先生，伦敦国王学院副校长奥布连（KarenO’Brien）教授，牛津大学布宁（NickBunin）教授，伦敦国王学院欧洲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考林克（AlexCallinicos）教授，伦敦国王学院神学系戴维斯（OliverDavis）教授、赛德迈（ClemensSedmak）教授，伦敦国王学院哲学系阿通纳查（MariaRosaAntognazza）教授、阿尔法莱兹（MariaAlvarez）博士、萨基瓦尼（AndreaSangiovanni）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库（LeighJanco）博士、伊布（LeaYpi）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肖巍教授等参加。

简介：清朝奢华铺张的宫廷戏剧演出活动与耗资巨大的皇家经济投入密不可分。本文从宫廷戏剧演出的专门组织机构设置、宫廷戏剧演出的经济支出结构以及皇家投资修筑戏台戏楼、置备戏班行头切末的经济投入等三个方面,考察了清代宫廷戏剧演出活动,评价了皇家经济投入所引致的示范效应对清代戏剧市场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戏剧艺术发展的积极影响。

简介：法院调解的结构要素可分为类型化纠纷、调解人、交涉行为、调解基准几种。通过调审分离，使调解人从，审判角色中完全独立，减少因受审判角色感染而导致的不自觉的恣意以及潜在强制性，采用法律规范与情理规范的灵活结合，促进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主体性、自治性对话和交涉信息的积累，实现当事人合意的实践理性。

简介：我国传统社会属于统合制社会，其统合方式是四个纽带。该社会结构存在内生性危机，危机的来源之一是散流化。当统合制与外来的市场制结合的时候，散流化会增强以致威胁到结构的存续。要预防这种危机，需要与传统不同的创新性治理方式。

简介：<正>《庄子》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是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而展示的。“寓言”、“重言”、“卮言”、“无言”、“玄言”等几种语言形式就是《庄子》一书语言结构的集中反映。

简介：<正>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元素(原子)构成,元素又是由基本粒子(质子、电子)等构成。由于不同性质以及数量的基本粒子,按照一定规律,组成不同结构,时时刻刻运动变化,从而生成纷纭多姿的花花世界。《周易》有一个辩证符号系统,由相反相成的两个被称为“爻”的符号(“一”和“——”),组成反映客观现象的四个“象”和八个“经卦”,再由此经卦两两相合,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用以表达先贤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创立爻、卦的伏牺以至文王,未必知道世界是由基本粒子和元素构成,然而《周易》的符号系统及其辩证演变规律,则是与客观世界的基本粒子构成元素,元素构成不同的物体及

简介：唯物史观的结构分析方法和过程分析方法是我们解读“中国问题”的两个基本的哲学分析框架，其中有两个值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首先是“结构转型”：结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必须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与马克思讲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恩格斯讲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结构不同，中国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是社会层级结构。

简介：京房八宫卦结构与意蕴新探俞齐煜京房八宫卦次，是易学研究的一个大谜。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为揭开谜底提供了根据。刘大均先生据此将帛本与王粥今本对比后，发现了京房八宫卦的独特之处：“京氏横向的八组卦（由‘本宫’八个卦至‘归魂’八个卦），都是由四对互‘...

简介：理学以建立一个与宇宙秩序本质同一的人间秩序与心灵秩序为核心。其中，宇宙论设立一个人天沟通的枢纽，从而借此将天道秩序顺利地引导并落实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而成为人之内在心灵秩序与外在社会共同法则；心性论的实质则是将宇宙论所预设之终极本体界定为人之生命本质，同时围绕此宇宙、人生共同本质而寻求修身上达之路径。

简介：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量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这些集市镇在商品流通中显示出各具特色的市场结构.本文主要从其市期、集期特色、集市镇上交易商品的种类特色和集市镇的规模特色三方面分析其结构特色.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