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简介:<正>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简介:相关资料初步表明。在中国古代。客观地把握人性及人与宇宙变互作用的自觉与努力业已发生。本文试图阐明《易经》的思维理路,借此思维理路,《易经》不仅塑造和影响了早期儒家形上学,而且也塑造和影响了诸如意识研究,尤其是意识学之类的当代研究领域。《易经》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学研究人性,思考存在的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意识学与《周易》是相通的。将意识学同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意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已有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在意识学的起始处研究意识学。在意识学研究中,意识进化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易经》来探索意识的进化。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简介: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所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简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是中国向近代日本的学习热情与日本对古代中国的爱慕情结相互交错之景象。在这一时期,不仅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识之士负笈东渡,出现了强劲的赴日"留学热",而且也有不少日本的文人学者来中国游历,出现了一阵来华"考察热"。而在诸多来华游历考察的日本人中,有那么几位可以说是带着明治大正时期阳明学运动之余热而冲着王阳明来的。其中高濑武次郎可以说是最早来浙考察阳明遗迹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则是最早考察并记录和拍摄阳明墓的日本学者,而井出季和太乃是最早把王阳明引入时已为日本所统治的台湾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