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简介：《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简介：宪法解释制度是宪法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宪法解释的涵义的限制使用是讨论宪法解释制度的前提。宪法解释在我国宪法体制中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条文的解答，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均无此种权力。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在实践中长期处于搁置状态。因此，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合理构建既要在现实层面立足于宪法的规定，完善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环节，又要在理想层面将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统一作为宪法解释制度发展的未来目标。

简介：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本文考察了《周易》古经的成书及流变过程，提出了解释《周易》古经应该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据此，笔者对《周易》古经中的《离》卦、《兑》卦作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离》卦以狼群袭击人类喻异族入侵。其中的“离”就是狼。狼很可能是异族入侵者的图腾，也是对该族人的称呼。笔者认为，《兑》卦反映了先秦比较常见的巫术之一——“说”。“说”是向神灵祈祷的一种巫术。从出土的占卜材料来看，占卜时若遇到有“忧”或有“祟”，贞人往往建议人们进行“说”以除之。

简介：孔子从思想家的角度,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对诗的意义阐幽发微,而不仅仅是删定"诗三百".随着上博简等战国佚籍的公布,这一现象更加引起了学界瞩目.本文认为孔子及其弟子重视诗之中的"思",他对诗的总体把握和对于具体诗篇评论,都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手法,简练而精当.孔子对于诗的理解、解释、评论是"诗三百"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同时,论诗和教诗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源头.文中还对孔子"思无邪"、"诗无隐志"、"之改"、"以其独"、"吾信之"等论断作了新的分析,进而强调"述而不作"的重要性.

简介：本文将传世品陈璋方壶、80年代新出陈璋圆壶铭文与今本及其它史籍相对征,考证出孟子在齐燕战争时(305BC)正在齐国,其时齐国面临着兼并燕国的绝好战机,孟子及其朋友储子、匡章等人极力主张伐燕.孟子劝齐宣王伐燕的动机是因为他期望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模式能够重现,因此他设计的"伐燕"、"取燕"策略也是模仿周初克商及统治商后裔的旧套路.孟子有关禅让、仁政和义战的理论,与其劝齐伐燕并无矛盾,均可从周初模式中得到圆通的解释.这一事件的历史复原,有助于分析孟门弟子是如何围绕它对文本进行叠加累造的,进而重新排定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这一事件,也应当成为剖析文本形成过程的一个界标个案.

简介：《老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极大,历来不乏研究。但是由于资料与理论方法的限制,20世纪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大的突破。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老子》的研究出现了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方法的突破,如古史辨学派提出的疑古思想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简介：最近40年，先秦至西汉的《老子》古本出土了四种。这四种本子分别为郭店楚简本，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和北大藏汉简本，它们大抵反映了从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老子》一书的形成、演变，直到基本定型的过程。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老子》文本确实经历了一个章段聚集、离合、重组以及篇章调整的复杂演变过程。为何早期《老子》文本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演变过程？原因有多个方面，不过与“思想”因素的关系最为密切。

简介：《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简介：通过分析古代经典文本语言基本构成要素——词、句、章节，研究中国传统认知途径与方式，探讨传统认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角度和方法。《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文本语言要素研究发现，先秦认知具有三方面特性：自然特性、感悟特性、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生传统、审美传统、中庸传统密切关联，二者在历史发展中互相影响与强化，逐渐鲜明而稳定。

简介：《周易参同契》全书均为韵语。古无韵书，《三百篇》即为韵书。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所以，通过用韵来判断《周易参同契》作者的籍贯，是十分可靠的方法。为此，我们为传世本《周易参同契》作了厘定韵例、编制韵谱的工作，并从中分析出这部书用韵的特点。再根据已有的秦汉方音研究成果参校比勘，说明《周易参同契》一书具有十分明显的齐鲁方音的特点，进一步证明它应该是齐鲁作者所著。

简介：【导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目的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关乎“存在”等形而上学问题，而且还与“实践”和“德性”等概念密切相关。然而，随着西方哲学在今日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目的论”问题再次引起了哲学家的反思。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些人则指出，现代性危机恰恰是对传统哲学背叛的产物。这些观点见仁见智，本身并无高低之分。而从思路上看，它们一般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重读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重新阐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而柏拉图带有浓厚隐喻色彩的“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推理严谨的“目的论”交相辉映，彰显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思辨魅力。

简介：＂两高＂出台的关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司法解释,将明星代言假药、劣药的行为纳入刑事法规制范围。基于正当性和合理性两方面的考虑,对代言行为科处刑罚确有必要。代言行为作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帮助犯,应具有帮助的故意与帮助的行为,还要以正犯成立犯罪为前提。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认定代言行为人的＂明知＂及＂宣传行为＂,对其处罚宜以财产刑为主、自由刑为辅。

简介：4月13—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由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开幕式上，“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副主任靳希平、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谢文郁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研讨会期间，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针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古希腊研究著作——《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研究（Z1—9）》、《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所体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读者一作者”相互回应式的深入交流，并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简介：通行本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句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分别写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和“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对此，有学者认为，帛书甲、乙本均为误写，《老子》原文当从通行本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帛书《老子》并非误写，乙本中的“争”字乃甲本中“静”字的假借，《老子》原文当如帛书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关于此一问题，新近发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以下简称北大《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以北大《老子》为参考，并参照其他《老子》版本，对此句作出了新的探讨。通过对比与分析，文章认为，此句本应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但因其在字面意义上似与《老子》思想相抵牾，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最终被改作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外，通过考察《老子》第八章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亦将《老子》文本的发展与演变作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