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易》是大道之源,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易理可用于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各种人类活动。借鉴以往的《周易》翻译经验,可以制定并提出《周易》复译的四大策略：纠错性复译、改进性复译、建构性复译和适应性复译。这为研究《周易》复译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简介：一、从“述而不作”说起一般人对于古代中国学术的印象，往往是“述而不作”，这显然和强大的经典解释传统有关。注、疏、传、说、记、笺等虽各各不同，但它们从事的都是以经典为中心的述的工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源出于《论语》，是夫子自道之辞。述是传述，作是造作，前者是述旧，后者是作新。孔子自称只是述旧而非作新，当然有谦虚的意味，却也不妨看作是一句大实话。他的确只是在述旧，述《诗》《书》，述《礼》《乐》，自己并没有造作出新的文献。

简介：朱子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夏正式获读《上蔡语录》；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以得自胡宪的胡氏家传《谢子雅言》为基础进行初次编订后，经谢良佐的启发，朱子提出忠体恕用说，并发展成乾道二年（1166年）的性体心用说，形成乾道四年（1168年）再编《上蔡语录》定本的义理基础。李侗在壬午年（1162年）抄赠朱子的《上蔡语录》，其实源于赣上传刻的朱子初编本；张拭曾在隆兴二年（1164年）持有《上蔡语录》底本一种，但未曾向朱子出示。这显示出在李侗、张拭之外，朱子早年道学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即从谢良佐、胡安国到胡宪这一脉的影响。

简介：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战国楚简,久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2000年8月,在北京"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承源先生演讲,重点论述了楚简中的《孔子诗论》①,更引起学者热烈讨论.最近,包括《诗论》在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已经出版②,充分体现了上博各位先生在保护、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卓异成果,值得我们深切感谢.

简介：补苴罅漏嘉惠士林──评《论语外编》杨亚利裴传永著、洋洋５５万字的《论语外编》一书已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资料较全。“《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

简介：

简介：元代巴蜀易学学者王申子，其思想具有折中调和、兼容并包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儒道融通、朱陆合流的学术趋势。他一方面认同即物穷理，另一方面提出“觉即复”的观点，主张一念发动当下返善，强调“发明本心”，具有较强的心学意味。王申子还提出“几学”来解释“觉即复”，在“几学”视野下可见从《易传》到程朱再到王阳明的知行观之间存在较为明晰的逻辑线索。在“几学”背景之下，王申子提出“本无”的本体论和“诚敬”的工夫论。可以看出宋元儒家吸纳佛道来完善自身话语系统，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向先秦儒学复归的努力。

简介：通过借鉴徐复观的相关思想及对现代新儒家“中体西用”的再理解，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表现为“传统一反传统～形成新传统”的规律，即以中国文化的体（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或曰历史常道者）为核心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由此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庞朴先生所发现，并为中国古人一直袭用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

简介：<正>一《禁藏》是一篇逻辑严密、首尾完整的经济论文。如同《牧民》、《五辅》、《侈靡》《轻重》诸篇《管子》书主要篇章一样,作者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熔政治、经济于一炉,同时阐释了自己观察、分析政治、经济问题的世界观——哲学基础。作者以这样两句颇富哲理性的两段话开篇:

简介：2003年是湖北籍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的百年诞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6-8日联合举办了"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

简介：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简介：山东大学主办，凤凰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协办的《子海》首批重大成果发布暨“两岸古籍珍本合璧工程”论证会，于2013年11月3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

简介：作为一位具有文化情怀和社会承担的现代知识分子，徐复观对儒家的价值理念十分认同。其中国思想史研究即是为了证明儒家传统在价值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论证采取的乃是一种知识论进路，并且自觉不自觉的将西方关于思想文化的某种论述作为普遍范型用以描述、解读和评价若干重大思想史事实和重要经典，不仅在知识上陷入许多的矛盾，与研究的初衷也可能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实际具有某种普遍性，值得后来者深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