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戴震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对于宋明新儒学的理论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个案,深入探索戴震关于“理”‘欲”关系的辩证思考和理论探讨,对于正确认识和合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思想的优秀传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对西方哲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借鉴,深度发掘戴震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内蕴,则有助于揭示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戴震哲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只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可规避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
简介:<正>孔子说:“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艺能“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这里提出了“一”、“多”两个范畴。一多关系,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逻辑的核心问题。它以“一”为本原、本体。以及整体性、统一性、共性、一般等,以“多”为万有、现象以及部分、多样性、个性、个别等;其相互关系构成哲学体系的逻辑框架。在古代,其特性是贵一贱多,以一统多,社会职能是为天帝至尊、君主专制立论。孔子哲学便是如此。从一多关系分析孔子的哲学思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范畴、命题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本来意义,更清晰地分辨其逻辑结构。本文主要论述孔子的一多思想,偶或兼及其后学。
简介:本文将传世品陈璋方壶、80年代新出陈璋圆壶铭文与今本及其它史籍相对征,考证出孟子在齐燕战争时(305BC)正在齐国,其时齐国面临着兼并燕国的绝好战机,孟子及其朋友储子、匡章等人极力主张伐燕.孟子劝齐宣王伐燕的动机是因为他期望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模式能够重现,因此他设计的"伐燕"、"取燕"策略也是模仿周初克商及统治商后裔的旧套路.孟子有关禅让、仁政和义战的理论,与其劝齐伐燕并无矛盾,均可从周初模式中得到圆通的解释.这一事件的历史复原,有助于分析孟门弟子是如何围绕它对文本进行叠加累造的,进而重新排定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这一事件,也应当成为剖析文本形成过程的一个界标个案.
简介:《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简介:孟子的道德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情感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以其“四端”之情为基础,主张任何美德规范和体现美德的行为规范最终源自人类天生的不由自主的情感。他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主义规范美德伦理学,他所提出的评价性概念,如“仁”、“人”、“君子”和“不仁”、“非人”(“禽兽”)、“小人”等,实质上是针对道德主体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美德规范(人性的应然之规定)。在孟子看来,美德与行为规范并非源自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或理性的认知,而是源自人类天生的情感,因此,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不是灌输关于外部世界(包括社会)的经验知识或理性知识,而是“反求诸己”,培养和发展道德主体内心原本就有的“四端”之情,只要保有它们并加以体验扩充,就能“知性”、“知天”,“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充分反映了儒家哲学的根本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简介:《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欠、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惊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一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