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消患报》登出刚解密的关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文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召开的。代表大会前11天都按规定日程进行:工作报告、对下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新的巨大发展”计划。骤然发生变化的是在第12天,2月25日的秘密会议是代表中谁都未曾预料到的,因为这次会议没有列入大会日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讲话似乎已超出大会范围。这在后来给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提供了口实说《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著名报告是不合法的。2月份以前,任何人对报告都一无所知。尽管苏共中央书记彼·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已着手工作。中央全会关于报告的决议是秘密通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报告内容只知道个大概。而报告日期甚至在大会开幕当天也没有确定下来。赫鲁晓夫本人有几天根本没有在大会上露面。由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热情地提供给《消息报》的大部分文献都刚刚解密,属首次发表。遗憾的是。由于栏目所限只能摘引部分短小的片段。在何处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第一书记发言结束后礼堂里没有响起必然的雷鸣般的掌声,而是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没有展开讨论。大会关于报告的决议只有一句话:“听取……肯定……采取措施确保完全消除。”一致通过的还有“目前暂不发表”的提议。这个“目前”一拖就是33年。在这33年中报告文本从未在苏联见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载于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杂志“党的档案”栏目中。今天想要看这个报告的人即使能看到,也要费点力气。他们中谁都不敢违抗暴君之命在3月5日作出向党员通报报告内容的决议。但世界在此之前显然已探听到这一耸�
简介:马克思一边对资本主义发动激烈的批判,一边对自己时代的种种正义言说给予冷嘲热讽,这种独特的姿态既给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蒙上一层暧昧的色彩,同时也给人们反思"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英美学界,塔克尔第一个描绘了"反对正义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伍德则追随塔克尔,就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提出了更加繁富而细密的论证,布坎南把塔克尔和伍德的这种观点称之为"塔克尔—伍德命题"。本文力图从起源处展示"反对正义的马克思"的思想原像并对英美学界的此一论辩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够真正廓清正义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原始位置并进而通达研究正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境域。
简介:阿格里塔从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或调节模式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不管是泰勒制、福特制还是后福特制积累模式,都是为了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前一个积累模式中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在对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形成与危机的解读中,阿格里塔不仅很好地贯彻了上述思路,而且还仔细地探讨了这一积累模式把劳动过程与消费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特点。应该说,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体现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不同的新的左派理论思路,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线索,不是以历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斗争,而只是经验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他的调节理论所具有的理论局限从根本上说是与此相关的。
简介: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国家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表面上也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被提了出来。然而,与这种表面上热闹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正从心灵深处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很多。这种悖论式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而言,必须对眼前令人眼花缭乱的马克思主义“热”进行“冷”思考,就是说,必须认真地、郑重地提出并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立言、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并极力维护大众利益的学说,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却与大众渐行渐远呢?原因很多,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支离破碎。
简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对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向纵深,就要保持定力、耐心和韧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发挥法治的支撑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注重发挥良好政治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
简介:遵义会议以解决当时最紧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而载入史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考察遵义会议,可以发现,它在本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推进的实质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引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人物地位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密关联,深刻体现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简介:邓小平有着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经历和实践,他对新闻工作和报纸工作提出了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集中体现在他的《在西南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文。他提出报纸一定要围绕党的中心和大局工作开展宣传,一定要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一定要用好报纸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当前,重温邓小平对报纸的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首先要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其次要处理好宣传内容和宣传技巧的关系,三是要把“三贴近”作为办报、办刊的原则,不断深化“走转改”活动。只有真正做到邓小平要求的“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才能更有力量,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事业中迸发出源源不竭的正能量。
简介:西方自进入后现代思想发展阶段以来,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Turn)成为西方理论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主潮,以文学、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美学研究等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深刻影响,发生了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Turn),形成了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criticism)的谱系。相较而言,'空间转向(SpatialTurn)''空间批评(Spatialcriticism)'的命名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晚近西学思潮本有的文化语境,淡化了人文地理学(包括文化地理学)、批判人文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或称'新文化地理学')、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对晚近西学思潮的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晚近西学思潮整体特征的遮蔽和对晚近西学思潮学术术语描述的失之偏颇。因此,有必要回到晚近西学思潮发生的文化语境,厘清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Turn)背景下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criticism)的谱系,以期对学界所使用的晚近西学思潮理论术语描述进行理论校正,使其更加精准、全面。同时,晚近西学思潮学术术语描述命名校正——地理空间转向(GeospatialTurn)和地理空间批评(Geospatialcriticism)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简介: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神圣家族》和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这一批判的前期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次全面系统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共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现实的个人理论;(2)对抽象人道主义及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3)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的对立和分歧;(4)结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