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知识论中知识归赋问题

朱丛丛[2]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大众知识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和现象，经常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谈话中。当大众对某种理论进行思考和谈论时就已涉及知识的归赋问题。本文从大众知识归赋的内涵和影响因素入手，探讨知识本质问题，以深化我们对知识归赋在驾驭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的理解。

关键词：大众知识论 知识归赋 知识本质

一、知识归赋的内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地试图理解并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及身边发生的各种事物。比如，我们会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生病，他人为何情绪波动，甚至探究自然现象的奥秘，如太阳为何东升西落等。那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会作出何种解释？回答后又会对我们往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一不使得我们思考和追问。然而我们在对此进行回答时都会有个明显的或隐藏词汇——知道。知道是一种认知状态，当我们说知道某个东西、某件事时，就已暗含我们已经以某种方式理解或有所把握与之相关的知识，知识也是在这种主动探究的行为过程中获得。动词“知道”（know）比抽象名词“知识”（knowledge）更能描述这一过程，“认知”（knowing）既包含关系功能又具有客观参照物，是一个交互性的概念，涉及一个或多个主体，意味着我们毫无疑问的知道某事，它被有意识的存在或一些可以意识、认识、记录和对世界上的事物作出反应的存在所感知。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对自己或他人使用“知道”一词？我们又如何将“知道”的知识归因于自己或他人呢？某人是否知道某事，如何做出判断？哪怕是一件普通事情，但也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没办法确信某人是否“知道”，就没办法作出判断，也没法更好地与他人交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形成了知识论中的知识归赋（knowledge ascription）问题。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到知识时就已提到或应用到相应的知识理论。这种关于知识的讨论一直是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归赋（knowledge ascription或译知识归属）。当“A说:‘S知道p’”这样自信的话语，其中“A”是归赋者，“S”是主体,“p”是某个命题。这种判断某人是否知道某事，用知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知识归赋。其实知识归赋一直存于我们脑海，“知道”是我们首先获得的心理的、也是日常生活交际中最喜欢用的动词之一。通常我们在回答他人问题时就暗含了“知道”的意思，例如：“小红的水杯在哪？（我知道）小红的水杯在客厅的桌子上”，早在回答问题前就已形成S知道P的判断，而在社会环境活动中严重依赖于这种判断。因此，知识归赋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参与我们日常语言活动行为的重要词汇。“我们知道P”的说法拥有巨大的修辞力量，要想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不防把“P”替换成“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全球变暖会导致南北极冰川融化，可能会导致远古病毒浮出水面进入生态圈，会给全球带来巨大危害、人类从更原始的物种进化而来”等。实际上，我们对于命题P的这些断言是由自己或别人知道的，因此“我们知道P”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我们可以通过“知道P”的知识来传授给他人，让其能够更好地被社会认可。实际上，“他知道了”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样的短语表明，知识归赋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交际的核心。

二、影响知识归赋的因素

传统的知识归赋理论认为，“S知道P”能否为真，应由那些与信念真值有关的因素，如：证据、可靠性、推理能力等决定。但随着研究领域逐步扩展至实践哲学。部分学者也认为，实际环境也能够对认知主体的知识归赋真值产生影响。他们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知识归赋受文化背景差异、社会经济群体、所上哲学课程的数量等因素影响。

实验哲学起源于英美分析哲学，旨在通过引入实证的方法，将哲学从一个先验扶手椅（脱离实验研究）的位置中摆脱出来。在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中，温伯格等人发现，文化差异影响包括特鲁特普案例、葛梯尔案例、斑马案例在内的许多著名哲学思想实验的知识归赋。[3]其中，尼斯贝特等人对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感知、认知、决策和判断等方面的各种差异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知识归赋因文化而异。例如：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容易适应矛盾、变化和多元的观点，更倾向于绝对和本质主义的判断。根据这一线索，温伯格、尼科尔斯和斯蒂奇测试了文化是否会影响知识归赋以及知识直觉不是关于知识的本质证据来源，因为他们在跨文化上是可变的。他们使用简短的小插曲来进行调查，他们将其称之为“真相案例（Truetemp Case）”，例子如下：

有一天，查尔斯被一块石头砸中，他的大脑被重新连接起来，所以每当他估计自己所在的地方的温度时，总是绝对正确的。查尔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大脑已经被这种方式改变了。几个星期后，大脑重新连接，使他相信房间里的温度是21.6℃。除了他的估计之外，并没有其他理由判断室内温度就是21.6℃。事实上，当时他的房间温度确实就是21.6

℃。但是查尔斯真的知道房间温度是21.6℃吗？还是他只是相信？

尼科尔斯等人在实验时特地做了三个假设：

&认识直觉因文化而异

&认知直觉因社会经济群体而不同

&认知直觉随着人们所上的哲学课程数量而变化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尼科尔斯等人使用了一种基于问卷调查的方法，向受试者展示了上面案例这种小插曲，然后他们被要求回答二元选择的问题“他真的知道还是只相信？”在第一个假设测试中尼科尔斯等人向不同人群展示了查尔斯的故事，他们发现，尽管两组受试者都可能更多的将查尔斯的信念归为“不知道”，但是与西方受试者相比，东方受试者明显更倾向于否认知识Fisher精确检验，p= 0.02）。在“真相案例”中，东方受试者往往更容易怀疑。随后，尼科尔斯等人又用“葛梯尔案例”测试来自同一种族种族的受试者时，发现这种模式发生了惊人逆转，测试中，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少的进行怀疑。他们采用了分析哲学家葛梯尔的案例，埃德蒙·葛梯尔在1963年的论文中对传统哲学将知识定义为正当的真信念提出了明显的反例。并设计了一些例子，表明有人可能有理由相信P，其中P是一个真正的信念，但并不真正知道P。温伯格等人列举了一个类似于“葛梯尔案例”的例子来研究东西方人如何解释信念或知识的区别。

鲍勃的朋友吉尔，开别克车很多年了。鲍勃因此认为吉尔开的是一辆美国车。然而，鲍勃不知道的是吉尔的别克车最近被偷了。，他也不知道吉尔用庞蒂亚克代替了别克，庞蒂亚克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国汽车。鲍勃真的知道吉尔开的是美国车吗？还是他只是相信而已？

在上述案例中，鲍勃有理由相信“吉尔开着一辆美国车”，并且真正相信“吉尔开着一辆美国车”，而在实验结果中，74%的西方人给出了哲学中标准答案，认为鲍勃不知道“吉尔开的是一辆美国车”，尽管他是有理由相信它的，并且他的信念是正确的。而大多数的东方人则认为鲍勃真的知道。由此，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认知直觉再次存在显著的差异，但这一次东方人的受试者否认知识的可能性明显低于西方人（Fisher精确检验，p= 0.006）。此外，尼科尔斯等人还发现西方人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直觉也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将经济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分为一组，将学过哲学本科课程的分为一组，最终的结果支持了他们所做的三个假设，并且三个假设都可能是正确的。结论如下：认知直觉（知识的归赋）包括怀疑直觉，似乎是随着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人所上哲学课的数量而系统地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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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师范大学2023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众知识论的理论向度和价值旨趣研究”(YJSJJ23-B16)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作者简介：朱丛丛（1996-），女，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分析哲学。

[3] 曹剑波：《日常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实验知识论的新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