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马画—宋元时期官方意识形态下的绘画特征

呼培杰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0

摘要：本篇论文对宋元时期的鞍马画进行了综合研究。文中主要讨论的是宋元两个时期鞍马画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比。

第一部分主要选取典型材料，对相关鞍马画的问题加以分析。从形式审美和技术分析层面，探讨宋元两时期不同政治意涵下鞍马画的绘画差异。

第二部分是结合宋元政权意识下的鞍马画进行图像分析，将两个时代的相关作品与活动投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与政治背景中予以考察和解读，进而探讨宋元鞍马画中所呈现的官方意识形态及两者的区别。

一、宋元时期鞍马画的形式与内容分析

1.1从形式与技术角度分析

在院体画和文人画并生的宋代，文人画的淡雅清逸和院体画的细致入微，使得宋代的鞍马画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趣味。宋代“理学”和“格物致知”的写真精神，要求对物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也要达到“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艺术要求。

宋代画家李公麟便是在宋代这样的艺术背景下，将鞍马画提高到了形神兼备的审美境界。其最著名的《五马图》，从形式角度来分析，这幅作品采用的是一人一马独立排开的版式，每个马的形体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技法角度看，李公麟的用笔用线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的线条刚劲有力，将线条的刚毅和厚重完美结合，并能够清晰地表现马的身体结构与起伏变化，他赋予了线条独特的生命力，使线条能够表现出人和马的气息与纹理。

而元代画家在其形式与技法的表现层面又有所不同，当然这也跟元代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元代是由蒙古人所统治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各国艺术文化以及宗教都采用兼容并蓄的政策，以达到统治的目的。这个时期的绘画形成了一种大融合的局面。鞍马画不仅展现了游牧民族的艺术特点,而且在南宋遗民文化和复古晋唐思潮的文化背景下展现了对“古意”的追思。

以赵孟頫《饮马图》为例，他对于马的造型处理、精准度、形与神的契合都不如李公麟笔下的马更加严谨精微。从技法上看元代虽达不到宋代的理法高度和写真能力，但是他在形于色的结合上形成了元代鞍马画的独特之处。他吸取宋人用线造型的特点，又结合了晋唐的设色古法，形成了一种古雅的艺术风貌。

1.2从内容层面分析

   两个时代鞍马画在内容层面上描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宋代画马更着重于表达马匹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外在的形象，追求绘画本身的意趣，使鞍马画渗入传统文人的胸中逸气和人生理想，表现文人画家的高逸情调以及人生态度。而元代鞍马画从内容上表现马匹的位移过程。在内容表现上元代鞍马画多描绘的是在山林中戏马，浴马等场景来表现内心的遣兴与自省。大汗出猎也常常作为鞍马画的内容之一，元代统治者是兴起于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于曾经依靠马背上的骁勇善战而取得天下的蒙元统治者来说，出猎和射猎的内容在这个时期的鞍马画艺术上也有着很重要的呈现。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两时期的鞍马画在内容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二、以鞍马画为参照，对比分析宋元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

2.1鞍马画与宋代官方意识

宋代与北方辽金夏在政治上相对峙，宋王朝建立的开始，就采取重文偃武的政治制度，朝廷的财力物力多用于防范地方割据和外部的侵袭，使当时的统治者对文化的管控相对自由。儒释道三教相融成为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儒学以治国为本，以伦理说教为手段，但是缺乏对人心治的关怀。佛教的养心修为便成为其最好的补充。宋代儒学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创立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一新儒学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心态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平淡恬静的内心世界便是宋代士大夫共同的心态表征。文人画家李公麟的鞍马画中便是很好的展现了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理学思想。

当然李公麟笔下严谨工整的画风也和统治者对当时画院的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体现了宋代皇权下绘画所呈现出的官方意识形态。画院绘画要体现皇家的审美旨趣和富丽堂皇的艺术格调，追求精准写实的艺术手法。迎合皇帝的喜好，反映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但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创作的，不能随心所欲的表现画家的内心。在绘画的题材和功能上都体现了皇家的意志和要求。宋初，为了维护政治的稳定，统治阶级对百姓宣扬的是佛道思想，院体画家的绘画并不片面讲求谨严工巧，绘画严谨的态度和当时画院里严谨工整的画风是一脉相承的，画院绘画讲求“法度”，“法度”不仅是指画法，也是指对于绘画的态度。和文人画表达心中逸气的草草之笔不同，画家从作品构思到笔墨运用，再到最后完成都必须有严谨、严肃的态度。画院也要求要注重对事物形态和细节把握。

这种追求写真又表达物象内在精神的态度，在宋代李公麟鞍马画中有着完整的体现。李公麟穷究物理，格物致知，在对真马的观察研究后，度物象取真，融万物于笔端，写其形得其神，是宋代“理学”精神的高度体现。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鞍马画也存在有国家观念，并且分为对外和对内两种类型。即对外的“优势心态”和对内“理想国内政权结构”的诉求。前一种反映在对外族形象和外族交往的描绘上。五马图描绘的是边地进献给皇帝的五匹骏马，通过交往这一题材和对外族人民族特色的描绘来传达出当时的一种政治观念。后一种反映在统治者对于艺术审美的掌控。

2.2鞍马画与元代政治意图

元代的政治文化与宋代又很不一样。元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王朝，在其特殊的皇权与文化背景下生发的鞍马画进行深入研究，探究不同于宋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首先，从元代的统治者的艺术审美来看。元代的政权是蒙古人在马背上用武力所征服的结果，元代统治者既想要利用绘画等艺术形式对其在蒙古帝国中的政治权利加以修辞，又想借助汉文化来统治中原达到“以汉治汉的政治目的。在元代推翻南宋王朝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上的矛盾，这时候就有了新文化与遗民文化的斗争过程。对比宋代，宋代的文化艺术就显得更加宽松与平静了。强国观念绘画的图像制作在这时是出于皇室背景和“遗民”身份画家两种背景。制作目的是因为不同的心理需求。元代画家赵孟頫处于元代遗民文化圈，他在当时画鞍马画一方面是想要极力复古，追溯汉文化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本体。另一方面在当时画鞍马画能够将元代汉蒙文化的矛盾完美结合，也是一语双关的明智选择。

元代鞍马题材赋予了政治寓意，对骏马的描绘客串大促吏治清明的信息。如元代画家任仁发《二马图》，寓意“ 痔一身而肥一国”、“肥一己而瘩万民”的廉臣和贪官 ，瘦马进一步引申为被剥夺权利的汉族学者的返元象征。

另一种为皇室所服务的鞍马画题材也同样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既“大汗出猎”题材。元代统治者借用描绘出围打猎的场景来展示政权和武备，来宣扬自己的政权并进行歌功颂德，以及蒙古统治者对蒙古传统习俗的坚持。

  元代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描绘元世祖忽必烈狩猎的场面，画中皇帝和皇后居于中央，身旁有猎手、侍从和卫兵环绕，呼应了蒙古骑兵的编队，具有独特的异族和多元文化情调，突出人物皮肤的黝黑和粗犷特征。这些便是元代官方意识在艺术上的直接再现。

2.3宋元对待书画态度上的差异

元代画家对待书画，无论是为皇家所服务，抑或是遗民画家为抒发内心情感与满足自己内心需求，相对比宋朝时期的画家来说都少了许多对艺术单纯的审美态度。元代的许多皇帝学习汉文和艺术也不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固然有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但是其中更有处于施政治国的实际需要的考虑。所以，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元代统治者在对待书画上，可能都是出自一种实用主义的执政需要，而与宋代一般的文人怡情书画以陶冶情操的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便是宋元两时期对待书画态度上的最大差异。

作者简介：呼培杰（1997.07-）女河南省鹤壁市  汉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油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