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制度供求缺口分析

蒲若馨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力度放在分配制度上对缩小贫富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新经济制度学的相关理论框架，探讨了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供求缺口的形成因素，以及可以采取的缩小供求缺口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形成收入分配制度的供求缺口是由于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存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和引导高收入群体主动参与公益活动，来缩小供求缺口。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制度供求缺口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级分化。”共同富裕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将蛋糕分好，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分配并非均等分配，而是依据市场和社会的状况实施适当的分配制度，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将力度放在分配制度上对缩小贫富差距，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政府在施行制度时，会不可避免的存在潜在利润，主体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获得外部利润，将施行制度变迁，而分配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通常情况下，是由政府来供给制度。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分配制度则更多属于政府主导型、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通常国家在施行政策变迁时，一般很难达到政策的均衡状态，此时主体对外部利益的追求就构成了制度需求。在这种不均衡的制度政策的状态下，外部效益导致分配制度需求，既有分配制度路径阻碍分配制度供给，相应就会产生制度供求缺口。

基于此，本文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分配制度供求缺口的形成原因。二是依据缺口形成原因而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缩小制度缺口。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既有文献鲜少讨论制度供求缺口，本文在讨论共同富裕分配制度的情况下，研究了其制度供求缺口，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二是在研究意义上，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为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寻求合理最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进一步的，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可以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提供新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社会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文明与繁荣的重要标志，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这一观点已成为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健全制度保障，通过落实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等举措缩小区间、城乡、人群差距，并且应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共同富裕（李实，2020；刘培林、钱滔等，2021；张来明、李建伟，2021）。王晶（2021）认为在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助力共同富裕。覃成林、杨霞（2017）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因此应加大推动这些先富地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力度，同时其他地区可以从提升人力资本、改善营商环境、承接产业转移、开展区域合作等多种途径，提高自身利用先富地区空间外溢的能力。制度供求在新经济制度学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制度供求的研究甚广。吴毓壮（2017）认为，“宪法秩序”、现有增值税改革知识积累、决策层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为者渴望获得外部利益等因素为中国营改增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供给愿意和能力; 纳税人具备了表达自己偏好和利益的能力以及技术发展等因素则增加了对营改增制度变迁的需求。由于供求再平衡过程中资源配置存在不同形式，并往往导致差异性后果，因此当出现过剩产能时，制度创新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化解机制（刘沫茹、李清均，2017）。从宏观体制层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从制度供求非均衡状态向制度供求均衡状态渐进式转变的动态过程，而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供求转变的三个维度（何一鸣、罗必良等，2014）。从既往研究来看，鲜少有研究研究共同富裕的制度供求缺口，所以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此。

三、收入分配制度供求缺口的形成原因

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因此为探讨制度供求的形成原因，既考虑阻碍公平公正实施收入分配制度的因素，应当将研究重点放在决定分配制度供给的因素上。在实施共同富裕的制度变迁时，在社会社会各方力量的交汇下，政府通常属于有利地位，所以说由政府是制度的供给方。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的有四个因素：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存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非正式约束。

1、宪法秩序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宪法秩序可以改变决策层提供新制度的能力和意愿，并且决定着政府施行制度变迁的难易；宪法秩序还可以形成一种文明秩序，进而影响人们解决问题的的价值观与逻辑能力，进而形成一种制度变迁。2013—2020 年，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缓解，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分别由 1.55 和 1.70 下降到 1.52 和 1.62，呈缓慢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空间战略持续落地，落后地区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比值却由 1.32 上升到 1.46，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其他地区。目前，区域差距较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东部地区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分别由 2013 年的 8 395 元、5 765 元和 9 739 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14 087 元、12 974 元和 15 824 万元，呈现逐年扩大去趋势，最近几年甚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南北发展差距。

因此，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随着国家政府对全民共同富裕的追求，自中国实施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伴随宪法秩序，制度实施的力度达到最大化，从而使得区域差异缩小的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宪法秩序极大的促进了共同富裕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的供给。

2、制度设计成本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供给还受预期制度设计成本的影响，制度设计成本越高，新制度的供给就越难。中国实施收入分配制度将承担较大规模的成本，比如实施资源重配时产生的运费等，这样的成本固然会对收入分配制度产生抑制的作用。然而，通过收入分配制度而达到的按劳分配给群众带来的满足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政府更愿意去进行这样新的制度变迁，以期使人民群众受到制度变迁的红利。

此外，政府还应当考虑收入分配制度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而产生的成本。不可否认，收入分配制度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国家指向标准，进而预期成本不是很高。该制度可以顺应新常态要求，发挥其“牵一发而动”作用，全身助力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形式相协调，综合经济效应明显。

3、现存制度安排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当现存制度安排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时，如果初始制度选择正确，那么现存制度的既定方向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无需进行制度变迁；反之，就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力和障碍。在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综合考虑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因素，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与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产生了直接矛盾，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这个战略目标将无法实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国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全面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且当时平均主义盛行、缺乏完善的激励措施，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执行，致使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所以说，新时代下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变得刻不容缓。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国情之下，中国现存制度安排会促进新时代下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

4、现有知识积累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法律、社会服务等专业的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的供给曲线会右移。正如V.W.拉坦所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收入分配制度很好的阐释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三个时期，政府在每一个时期都不断总结、学习和借鉴，既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收入分配制度正是在国内共同富裕政策的经验、知识积累基础上实现的，政府提供新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增强，减少了制度变迁的失误成本，确保了制度变迁的收益。所以说，现有知识积累会增加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5、非正式约束决定收入分配制度供给

非正式约束包括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是一种在无形中影响行动主体的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比如人们约定俗成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这种追求将引致收入分配制度的实施，使人们劳有所得，达到按劳分配。

四、缩小收入分配制度供求缺口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收入分配制度的供求缺口始终存在，为缩小缺口，重点必须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面对新发展阶段出现的以外部环境变化为主的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为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存在可以承担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成本。在具体的政策上，一方面可以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助力创新人才加快知识和技术的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通过广泛的工业互联网应用，不断缩小区域间发展的“数字鸿沟”，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2、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发挥好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保证各类主体进行公平竞争，解决现存的资源错配、行政保护、预算软约束、行业垄断、企业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要探索出一条共赢的、具有内生经济激励的、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向竞争政策转变。先富带动后富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有内在的经济激励和经济效率，比如后富的地区可以为先富的地区提供更多的市场，基础产业可以为富裕产业提供更多的产业支撑。让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3、引导高收入群体主动参与公益活动

高收入群体是参与公益活动的中坚力量，应该鼓励和引导更多高收入群体自愿回馈社会、帮扶其他社会群体致富。可以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建立道德教育体系，充分发挥道德调节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使得更多高收入群体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其他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在具体的政策上，一方面可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提高人民的思想认知，使人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税收优惠、公益捐赠抵免等手段进行调节，发展壮大“善经济”、公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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