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浙苏县域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李怡颖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县域是涵盖城镇与乡村，呈上启下、连接城乡的枢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强省，广东、江苏和浙江整体经济发展均在全国前列，广东更是连续34年位列全国第一，但广东省县域经济无论是从对全省经济的贡献比例，还是人均生活水平，均与江浙存在不小的差距。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薄弱始终是制约广东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浙江的县域经济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入挖掘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通过借鉴江浙发展经验，为广东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县域经济；广东；江苏；浙江；

前言

县域经济在传统区域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中均有所体现，一般认为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1]，同时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具有独立的财政职能和一定的资源自主调配能力，与城市经济相比，农业经济往往占据县域经济的较大份额[2]。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始终是制约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而县域经济发展不充分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积极探索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学习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增强广东县域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对实现全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粤浙苏县域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均为我国东部沿海先进省份，三者无论是从县及县级市的数量、常住人口规模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相似性，然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广东省的县域经济无论是从总量亦或是对全省的贡献度，再或是人均方面，均与江浙存在较大差距。从县域经济规模来看，广东省县域经济总量仅1.6万亿元，约为浙江省的二分之一，江苏省的三分之一，对全省的经济贡献为12.4%，远低于江苏、浙江超四成的占比。从单个县来看，广东省57个县中无一县（市）突破千亿元，而江苏近半数、浙江近1/5的县超千亿，差距不可谓不大。从县域的财政实力看，广东省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千亿，更重要的是，收入占支出的比例仅为24.6%，反应出绝大部分县域对转移支付依赖性较强，自身造血能力较为薄弱。此外，从常住人口占比来看，广东省县域常住人口仅占全省的27.9%，相较于浙江52.0%和江苏44.4%的占比，县域的吸引力和综合承载力明显不足。比较而言，县域发展不充分，是广东发展的重要短板和主要问题。因此，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尤其是粤东西北地区县域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广东省县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成为当下广东发展的主要问题和重点。

表1 广东、浙江、江苏县域经济基本数据对比表

	广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
县（市）个数	57	53	40
县域常住人口（万人）	3540.37	3402.3	3778.4
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	27.9%	52.0%	44.4%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5531.36	31440.0	47464.4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12.4%	42.8%	40.8%
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约4.4	约9.3	约12.6
三次产业结构比	20.5：33.4：46.1	4.4：49.2：46.4	6.4：47.8：45.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726.06	2683.9	3144.1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951.15	4329.6	4933.81
收入占支出的比例	24.6%	62.0%	63.7%
地区生产总值第一的县（市）（亿元）	博罗县（741.46）	慈溪市（2521.6）	昆山市（5006.7）

二、广东县域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

从客观因素看，多山的地貌和狭长的地形是影响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与江浙相比，广东的地形起伏度较高，省内有将近80%的面积是山地和丘陵，且主要分布在粤东、粤西、粤北，陆地东西跨度达800公里，南边约600公里，地形狭长。而江苏80%以上为平原，浙江多山但形似椭圆，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相较而下，以山地丘陵为主导且狭长的地形，导致广东省粤东粤西粤北交通布局不具有优势，区域之间沟通困难，硬件设施难以满足发展需求，高度影响了经济增长需求。

外生性经济模式下，珠三角强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压缩粤东粤西粤北发展空间。广东省初始工业化发展特征主要是“三来一补”，珠三角地区经济在短期内爆发式增长，先发城市和后发城市的初始经济差距大，而外生性经济和交通区位互相强化，进一步加剧经济向珠三角集中，城市虹吸效应倍增。巨大的虹吸效应压缩了粤东西北交通改善后的经济发展空间，导致粤东西北地区的区位劣势改善后，进一步引发了资源流出，对冲了很大一部分因为交通改善带来的资源流入[3]。从户常倒挂人口来看，2021年，广东省县域人口净流出[1]1110万人，占到其户籍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流出的人口大部分集聚在珠三角地区。相比之下，江浙地区由民营企业、集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的内源型工业化模式具有更强的内生性，区位依赖相对弱化，形成了经济增长极分布相对分散的经济发展格局

[4]。

产业基础薄弱导致县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广东县域经济发展薄弱，固然受限于狭长的地形限制，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2021年，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0:40.4:55.6，而县域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0.5：33.4：46.1。第一产业占比偏高，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第二产业占比仅33.4%，与江苏省县域、浙江省县域近50%的占比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广东省县域产业多以初加工、代工为主，品牌效应和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集聚带动效应弱，与江浙昆山、慈溪、嘉善等发达县市的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比有较大差距，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空间有限。

新发展理念下，县域资源优势未得到有效转换。与城市经济相比，农业经济往往占据县域经济的较大份额。尤其在广东，县域的一产占比达到20%以上，57个县（市）中有21个为农产品主产区，有惠来鲍鱼、高州荔枝、徐闻菠萝等众多农业特色品牌，但普遍存在精深加工不足等问题，在品牌变现、富农强县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广东有四成的县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碳汇、文旅等产业有待进一步优化。有13个沿海县（市），但海洋牧场建设水平与山东、江浙等沿海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沿海优势未充分发挥。

三、江浙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对广东的借鉴

以区域一体化带动县域经济融入发展。县域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县域内部，而要跳出县域看区域，科学把握定位，合理利用区域资源。江浙的昆山、慈溪、诸暨等一批经济强县，基本都处于都市区核心外围区域，其以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为先导，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积极融入大都市区建设。如诸暨的“与杭同城”发展战略，昆山市深度融入上海、苏州、无锡等中心城市，嘉善县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其通过有效承接都市圈发展辐射，打开了自身发展的空间。而对于区位优势相对落后的地区，浙江通过“山海协作”，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带动山区县融入大都市圈发展，江苏省则通过“南北挂钩”省内帮扶，以先富带动后富，其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值得广东借鉴[5]。

以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县域内生发展动力。从我国GDP百强县的分布来看，江浙两省入选数量占了全国GDP百强县的四成多。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内形成一种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同时又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块状经济，每个县都有相应的特色产业，如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慈溪是“中国小家电之都”，诸暨是中国袜业之都。块状经济产业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空间集聚，二是产业关联。慈溪人常说：“制造一件小家电，不到1小时便可在慈溪找到全部零部件并完成组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慈溪市产业集群的成熟程度。慈溪全市有2000多家家电整机企业、近万家配套企业，产品涉及2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完成了从家庭小作坊到完整产业链地进化。2021年慈溪市规上智能家电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同比增长23.5%，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地发展。

推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实现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与广东相似，浙江省拥有众多的山区县和海岛县，长期发展缓慢，但近年来，浙江多措并举，充分挖掘“蓝”“绿”潜力。以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丽水地区为例，从构建生态信用体系，到打造生态治理引擎，再到创新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充分显现[6]。沿海县则聚焦渔业、海洋电力、港航服务和滨海旅游等领域，推动海洋经济扩量提质。2021年，浙江山区26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964亿元，超半数地区的GDP增速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浙江逐步实现了山区县、海岛县产业壮大、空间优化、人口集聚的良性发展。

以县城为龙头，牵引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城处于“城尾乡头”，一头连接城市，一头连接乡村，是城乡融合的关键纽带，是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但同样，县城的发展也一直面临着资源有限，要素流失等问题。增长极理论认为，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区位，可以使增长点的经济实力强化，同周边区域经济形成一个势差，进而引导整个区域经济发展[7]。浙江省“小县大城”战略就是基于此提出的。通过合理整合生产要素，逐步建立以县城为增长极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带动县域经济转型，也为生态优先腾出空间。

四、新发展理念下，推进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主动融湾，让小县域共享区域资源要素。县域经济只有融入广域的圈层经济空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于广东县域，要充分融入湾区发展，主动“走出去”谋求合作，参与都市圈的分工，可借助广东省产业有序转移的契机，探索如总部在湾区，加工生产在粤东西北的发展模式，并借助“双向飞地”等，与珠三角高端经济要素进行对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向城市经济转型。同时，也要加快建立与都市圈的快速网络通道，形成有利于各种资源要素高效流通的发达体系。

聚焦产业链，推动产业由集聚向集群发展。相比传统产业集聚区，产业集群综合实力更强、协同创新水平更高、网络协作关系更紧密、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高。广东省层面要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规划，引导县域合理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协作，鼓励各县错位竞争，合理分工，再通过推动现有产业集聚区向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形成一批更具国际竞争力、更强产业链韧性、更具本地根植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通过持续扩大集群规模，打造集群创新平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为集群内部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提供条件，增强集群发展内在动力与生长韧性，形成产业发展后劲。

以开发带保护、以保护促开发，推进县域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集中优势资源，避免“小而全”，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位于广东粤东西北的大部分县域来讲，最大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生态资源。因此，在推动广东县域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和优美的自然环境，重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并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8]。粤北山区，可以依托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等产业，东西两翼则可依托临海优势，重点发展海洋经济、做强“蓝色粮仓”。通过以开发带保护，以保护促开发，推动生态资源型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县域城镇化为突破口，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内在联动关系。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必须协力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强化县城的重要载体作用，引导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迈进。可借鉴浙江“小县大城”发展概念，通过集聚发展，把县域内有限资源集中投入，依托产业平台重点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再以“大县城”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持续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域生活水平。还可通过文化挖掘、品牌打造，提升县城知名度，在提升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同时，带动文旅产业发展，吸引人才与企业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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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净流出=户籍人口-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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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林序桂.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研究[D].暨南大学,2007.

[3]李婷.县域经济分化的广东逻辑:与江浙对比[EB/OL].https://mp.weixin.qq.com/s/HBwcthbIttmrxept-1nX-Q/2023-06-14.

[4]车冰清,朱传耿,孟召宜等.江苏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及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0（7）:20-25.

[5]何承文.县域经济比较研究—以广东、江苏为例[J].广东经济,2008(3).

[6]浙江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让生态产品的价值充分显现——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的丽水实践[EB/OL].https://cjjjd.ndrc.gov.cn/gongzuodongtai/yanjiangyaowen/zhejiang/202101/t20210105_1264446.htm/2021-01-05.

[7]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8]何友权,钟好,冯治平等.广东山区县县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思考[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1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