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田红娟

（西安文理学院 710000）

摘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榆林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二十大的报告当中，16次提到风险这个问题，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其思想为我们进行问题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健康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历年来，榆林市政府发布一系列意识形态相关工作台账，取得了显著呈现，但纵观整个榆林现阶段发展，仍然存在着基层群众意识形态观念不强、庙宇泛化、网络去中心化以及网络语言暴力等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现象，需要从抓好主阵地建设、提高网民素养，利用信息技术减少网络暴力等策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层面的风险。

关键词： 意识形态；风险点；化解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健康发展，人民幸福安康。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在搭建全新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平台的同时，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主战场。榆林市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主责、责任科室落实”的层级化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但因网络信息传播迅速，在一个区域内发生的意识形态舆情会很快波及到另外一个区域，因此，榆林市需要在做好常规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与预防之外，其他的风险点也需要引起重视。

1.风险及重大风险概念阐析

“风险”最初是指航行在礁石之中而导致的损失，被理解为客观性存在的风险。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风险成为了一个反思性的概念，已经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人们常常提及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等等。但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风险”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就意识形态领域而言，所谈及的“风险”指的是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社会现象和舆情。“重大风险”是那些会来带重大危害，并波及到各个方面的风险因子。

2.榆林市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点

（1）乡村基层群众意识形态观念不强的风险

根据榆林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22年榆林市常住人口为361.61万人。此总数包括城镇和乡村的人口，其中城镇人口225.28万人，占总人口的62.3%，乡村人口136.33万人，占总人口的37.7%。虽然乡村基层人口占比偏低，但基层群众的意识形态问题却不容忽视。根据榆林市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以及相关工作实际来看，目前榆林市乡村基层意识形态观念不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基层领导干部重视不够，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务虚的、形而上学的工作，出不了业绩，于是对这方面的工作采取忽视、弱化、淡化的工作状态。他们将主要工作重点放在业务提升、经济发展方面，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自身的业绩。一旦上级党政部门检查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情况时，通过补材料、摆拍、给群众印制宣传手册等“面子工程”应付检查，弱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使人民群众误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政领导部门的作秀与表演。二是封建迷信仍然在普通群众中蔓延、滋长。榆林市煤矿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物质财富的丰富并不代表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相反，一些不良的封建迷信思想仍然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像占卜、看相、算命、驱魔等骗人钱财的迷信活动仍然存在，甚至在网络上出现了“求签”、“算命”、“占卜星座”等活动，它不仅使普通群众损失钱财，更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进而也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三是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阐释不到位，导致基层群众对意识形态接受度不够。部分基层领导存在政治觉悟不高、头脑不清，加之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只重视业绩的提升，而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观念引导，也不能很好的向人们群众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关内容，导致人民群众在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思想困惑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无形之中拉大了普通群众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之间的聚力，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挑战。

（2）庙宇泛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弱化的风险

在民族、地域和历史等因素交织的过程中，榆林市庙宇的快速发展成为榆林显著标志之一。据省社科院调研统计，榆林有庙宇4353处，其中横山庙宇多达1000座。庙宇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更提供了文化娱乐、物资交流、旅游观光的功能，但要格外注意的是榆林地域寺庙众多，在各种祭祀活动中，有可能有邪教组织渗透，他们借助庙宇的庇护开展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反面活动，弱化了意识形态的阵地管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榆林市信教民众偏多，在一些传教士的鼓吹和引导下，部分农村家庭在家里摆放“神位”，一些非法宗教和邪教以及民族分裂分子打着合法宗教的旗号，针对农村区域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缺点，宣传西方的极端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拜金主义错误思想观念，肆意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对当地群众的精神境界造成侵蚀，使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的群众拒绝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引导，进而对榆林市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3）网络“去中心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偏低的风险

在网络化普及之前，意识形态主要是靠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传播，这种“单向——中心”式的传播模式以“你说我听”的形式将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传播至普通群众中间，普通群众之间缺少互动与交流，基本能遵循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但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作为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其凸显出了主体多元、文化多元、思潮多元等特征，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面临诸多挑战，网络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在网络中，传统的“单向——中心”信息传播模式转变为“双向—分散”式信息流动模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往“你说我听”的方式，而是受众深度参与信息的供给和中转。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去中心化”信息流动模式，每一个普通网民都是根据自己的群体属性、职业圈层、年龄特征、社会地位等接受或传播意识形态信息，这种媒体技术的深刻变化背后折射出网络意识形态信息被解构甚至边缘化的风险，特别是分散式的个体导向需求和双向式的信息选择性理解容易弱化意识形态聚合力。

榆林市经济发展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发展迅速。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传播时，更要高度警示其“去中心化”。这就需要变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模式，避免传统的简单化的“一发了之”的粗略传播。在网络化的交流平台，网民之间不管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身份、阶层、工作属性以及学历等有多大差别，但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因此，党政领导干部在宣传意识形态内容时，若使用单一的强制、阻断、掩盖等手段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有可能会危及主流意识意识形态的安全，使得普通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反感，弱化了意识形态凝聚力。

（4）网络语言暴力冲击着网络意识形态的稳定健康发展风险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语言暴力泛滥，不仅影响着网络空间秩序，更在现实生活中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心态，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网络平台中，网络语言暴力行为有评论中的辱骂中伤、有雇佣水军组团攻击特定对象，也有利用网络平台恶意发布谣言等。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人人都是评论员”既赋予了网民公正评价、理性批判的权力，网络空间虚拟性也诱发了网络吐槽、网络羞辱、网络谣言、人肉搜索等语言暴力现象。网络霸凌已经发展到流行病的程度，语言暴力对人的伤害不亚于自然界的雾霾。 语言“雾霾”不仅污染语言生态，而且间接或直接危害社会生态。网络语言暴力发酵到一定时候，有可能演变成现实暴力行为。下面列举两例因网络语言暴力引发的网络舆情案例：

案例一：2023年5月23日，武汉一孩子在校园内被撞身亡，6月2日，其妈妈跳楼死亡。从事件被爆直至妈妈跳楼，网络语言暴力成为了杀害小孩母亲真正杀手。网络中充斥着“妈妈的穿着打扮是用了心的”、“这妈妈是化妆了？？”、“还能穿这么正式”、“这位妈妈想成为网红吗”、“校园碾压，孩子的母亲善用舆论力量，是网络炒作的高手，唯利是图”等等网络语言暴力最终将孩子的妈妈推向死亡。

案例二：“挖呀挖呀挖”儿歌走红事件。据《识微商情舆情检测系统》统计，2023年4月24日0点——5月6日14点间，有关“挖呀挖”儿歌的网络相关信息量达345.1万。从平台热度分布，“挖呀挖”主要活跃在以抖音为主的视频平台，占比达93.8%。在全网爆红后，舆论争议也随之而来。对于首发该视频的林女士进行网爆，给当事人的生活和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以上两则案例虽然未发生在榆林区域，但是由于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发生在一个区域内的舆情会通过网络瞬时传到另外一个区域，引起该区域人民思想波动，基于此，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人人皆为网民的情况下，榆林市也要高度重视此问题，探寻切实有效的策略降低网络语言暴力，营造文明的网络环境。

3.榆林市意识形态风险化解路径

（1）抓好意识形态主阵地、主战场建设

维护基层意识形态安全是开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落脚点。一是要分

析基层基本意识形态形势，准确把握基层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领域范围，通过调查研究、访谈、座谈等“接地气”方式了解榆林市当前基层意识形态主要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理论性强，政策性鲜明，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在理论与实际中找到最佳结合点，以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医疗、卫生、教育、安全等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将群众合理的期望与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相结合，消解基层党委意识形态工作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刻板化的印象，补齐基层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足的短板。二是丰富阵地建设内容。利用“讲好榆林故事”等形式宣传身边优秀典型事迹，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宣传和接受”之间的关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借助新媒体宣传身边先进事迹，营造良好的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三是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强化庙宇活动管理。榆林市各级政务部门尤其是民族宗教事务局对于开展的宗教和祭祀活动要做到心中有数，定期排查，针对一些影响团结、制造分裂的非法活动进行有力打击，坚持“发现一例，处理一例”的工作原则。针对农村偏远地区频繁建设寺庙的行为要善于引导，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引导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处理，而不是相信迷信，迷恋迷信。四是构建起高效运转、责权相应的建设机制。理顺责权关系是开展系统性工作的基础性环节，榆林市在开展基层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着力将机制建设作为该项工作整体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进行深入谋划，建立起一套集“工作统筹领导、信息联动机制、网络舆情监管、传统文化发掘及群众防线建设”等于一体的建设机制，形成系统化工作支撑，为进一步补全工作短板，整体有序推进基层意识形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提高网民网络素养，净化网络语言环境

在网络环境中，大多数网民之间交流是以匿名的形式进行的，匿名的交流方式会使网民发表看法和观点冲破道德枷锁和底线，变成赤裸裸的个人倾向。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个人为了逃避责任和获得安全，会倾向于以匿名的方式加入群体，随后几乎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暴虐和放纵行为，并最终导致群体语言暴力。通过近期发生的“武汉妈妈”和“挖呀挖呀”网络舆情事件，可以窥探出网民在网络平台中口不择言，不顾事实本质，根据自己的价值评价标准对当事人发表不正当言论，对当事人心理及身体带来灾难性的危害。在网络舆论暴力事件中，现实中的“良民”变成了“暴民”，其主要原因是匿名状态下，网民的责任感缺失，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全凭个人兴趣点随意发表看法和观点，这也从一定层面反映出网络乱象存生。为了避免网络语言暴力的出现，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韩国在崔真实自杀案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匿名方式产生的网络副作用，韩国推行了“限制性本人制”，也就是后台的一种实名制。另外，在网络语言暴力中，网络粗口使其产生的语言土壤，要遏制网络语言暴力，需要净化网络语言环境，但净化网络语言环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提高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网民网络素养的提高需要多方面力量齐抓共管，一方面技术部门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网民发布的信息进行甄别，对于粗俗语言限制发送。另一方面全社会要营造文明上网，文明用语的氛围。引导网民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避免遇到热点事件，“跟风”现象的产生，以及理性分析和理解网络报道的事实的能力。只有这样，网络语言环境才能得到极大的净化，网络舆论暴力才能得到极大的遏制。

（3）通过信息技术，阻止不良语言的发散传播

现阶段，网络的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网络语言的不当使用却给国家和社会乃至个人生活带来了颇多的负面影响。技术作为连接网络和传播主体的中介，面对部分网民任意发布粗俗、污蔑性的语言文字，通过技术手段第一时间对不良的网络语言进行屏蔽，可谓是阻断网络语言暴力发酵和引起舆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正如国际伦理与信息技术协会主席斯皮诺所说：“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代码具有强大的规范力，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和隐匿性，具有潜移默化地规制和塑造人们行为的灵活性”。因此网络语言暴力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进行屏蔽而得到限制。此外，各个网络平台应该对信息有高度的敏锐性和识别力，应切实做好信息的“把关人”，及时清除暴力言论。最后，除了技术手段之外，网络实名制是消除网络语言暴力最为有效的手段，实名上网对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增加了网名违法上网的风险和成本，因此对网民散步

谣言、捕风捉影，制造网络语言暴力给与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

[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99，118.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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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论文为2023年度西安文理学院廉政研究专项项目“榆林市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项目编号：LZ2317）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