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述评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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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述评

梁平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201701 

【摘要】《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一书对西班牙自治区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和语言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收录了多位学者的观点,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未来的语言政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加泰罗尼亚 语言 民主

  1. 内容概述

《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Language, Democracy, and Devolution in Catalonia)一书由阿斯顿大学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苏·赖特(Sue Wright)教授编著。书中主要对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和语言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共收录了九位学者的观点。其中,加泰罗尼亚研究所所长米克尔·斯特鲁贝尔(Miquel Strubell)所写的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一篇,有六位学者的文章都是对他这篇文章的回应。

在斯特鲁贝尔的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与权力下放一文中,作者首先谈了民主与语言。他反对把语言和民主简单地联系起来。一种语言可以在民主制度下衰落或消失,也可以在专制制度下生存。语言多样性可以在独裁统治下生存。工业化前的社会在政治和行政结构方面的组织极其薄弱,所以普通人与中央权力的接触很少。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团体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加泰罗尼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朗哥时期的非法压制让加泰罗尼亚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力量。

语言和权力下放是作者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对加泰罗尼亚人来说,民主和权力下放至少在整个本世纪都是一样的。作者通过调查发现,普通的加泰罗尼亚民众并没有认真考虑独立,因为他们记得,上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曾遭到野蛮的镇压。在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都是其官方语言,加泰罗尼亚政府有责任保证两种语言的正常和官方使用,确保两种语言都为人所知,并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在加泰罗尼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实现两种语言的完全平等。

作者也提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语言使用。他发现,选举时间的会议往往更倾向于双语。一些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候选人至少在大多数潜在选民不讲加泰罗尼亚语的地区用西班牙语发表部分演讲。只有独立政党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没有举行任何西班牙语的选举会议。在电视和广播中,所有政党都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而且大多数政党只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同样,加泰罗尼亚的行政机构和地方当局同时使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两种官方语言。

作者最后谈到了权力下放与民主的问题。他强调,权力下放涉及到把一些东西“归还”给人民,一些我们应该坚决主张属于人民的东西。这或多或少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被削弱。而且,人民应该有权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决定。在代议制民主中,这显然意味着能够选择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作者进一步强调,在没有民主的地方不可能发生权力下放。就西班牙的语言政策,他认为,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语言上的垄断都应该被打破,当局应该在克服不平等状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宣布一种语言的官方性质。他也指出了加泰罗尼亚语所面临的严峻的现状:在700万会说加泰罗尼亚语的人中,大多数人在与那些能完全听懂他们的人打交道时,或多或少会无意识地改用西班牙语。年轻人似乎普遍会说两种语言,但至少在巴塞罗纳大都会地区,这并没有让说加泰罗尼亚语的人自由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与此同时,政府似乎不愿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另外还有人口问题。加泰罗尼亚人的生育率一直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这将使加泰罗尼亚在整合新来者的语言能力方面变得极其脆弱,也使得西班牙语的地位更加稳固。他指出,整个加泰罗尼亚社会有责任确保该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作为加泰罗尼亚人民身份的有效和真实标志。

来自阿斯顿大学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苏·赖特(Sue Wright)教授所写的加泰罗尼亚:语言问题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加泰罗尼亚语的发展和地位的变迁。作者指出,政治无法独立于文化而存在。在加泰罗尼亚更是如此。文化和政治生活同步发展,当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受到攻击时,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支撑着加泰罗尼亚的身份认同。在历史上,当西班牙的第一位波旁王朝君主废除了大部分加泰罗尼亚机构、习俗和法律并逐渐限制加泰罗尼亚语的公共使用的时候,加泰罗尼亚的经济活力弥补了其政治权力的缺乏。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也经历了一段文化复兴时期。复兴运动重新确立了加泰罗尼亚的威望。因此,加泰罗尼亚地区主义在19世纪初的西班牙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导致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频繁的冲突。20世纪初,在整个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加泰罗尼亚主义也从一种文化地域主义转向了一种更加自信的民族主义。

直到1936年,佛朗哥主义者赢得内战后,借鉴了法西斯和纳粹的模式。加泰罗尼亚语受到了严重的控制和打压。20世纪60年代初,佛朗哥政府希望在国外创造一个良好的印象,放松了镇压,并做出了一些让步,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复兴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开始。20世纪70年代初,加泰罗尼亚人开始动员起来,从日益衰弱和陷入困境的中央政府手中夺回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权利。1975年,佛朗哥去世。1978年,新的西班牙宪法获得通过,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自治权。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法承认加泰罗尼亚语为加泰罗尼亚的llengua pròpia(加泰罗尼亚自己的语言)。之后,加泰罗尼亚文化和语言得到了蓬勃发展。作者指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文化和语言基础一直非常强大,文化活力是加泰罗尼亚身份非常自信的原因。

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权力下放的现代国家: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由来自华威考文垂大学民族关系研究中心的约翰·雷克斯(John Rex)教授所写。他对盖勒纳和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辩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雷克斯认为,加泰罗尼亚的情况是一种公民和包容性的民族主义,但它有一个种族层面,因为它是用语言来定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种族民族主义。它并不是简单地寻求为群体赢得对一块领土的控制权。相反,它寻求将所有居住在其领土内的人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成为加泰罗尼亚国家的成员。加泰罗尼亚本身也在寻求从西班牙中央政府那里赢得自治权。计划中的加泰罗尼亚国家的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但是,如果它能在所有居民和公民之间创造一种文化上的团结,并能够号召他们的忠诚,那么它将更好地组织起来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只要民族主义运动有语言问题需要处理,在领土上所有公民中保护、培养和传播语言可能会取代其他问题,以至于很少有人关注非语言问题,语言问题从而代替了文化问题。他还强调,为了加泰罗尼亚语的生存,从西班牙其他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移民到加泰罗尼亚的人应该说加泰罗尼亚语,他们的孩子应该把它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另外,加泰罗尼亚人也应该被激励去学习其他欧洲语言,包括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

来自米德尔塞克斯大学人文与文化研究学院的斯蒂芬·巴伯(Stephen Barbour)写了对民族主义和语言的反思: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斯蒂芬·巴伯的文章有一个理论焦点。他试图定义语言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并展示它们在欧洲背景下的力量。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意义在于它能激起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从而激发极端暴力的行为。虽然国家和民族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是紧密相连的。国家经常从民族群体发展而来,民族群体和国家也经常共享名称。民族群体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民族的地位赋予其一种特殊的合法性,使其可以导致政治独立。因此民族群体会产生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国家的意识。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一致性往往部分地通过语言来表达。一种独特的语言可以有助于将族群或国家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而一种共同的语言可能有助于交流,从而促进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因此,语言对于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由于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极其不同,语言在民族主义中的地位是千差万别的。正由于语言差异和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当然也因为民族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力量。

来自阿斯顿大学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迪特尔·哈泽尔巴赫(Dieter Haselbach)写了群体权利和“软”民族主义: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他的文章阐明了斯特鲁贝尔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斯特鲁贝尔认为,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被视为常态。当然,对哈泽尔巴赫来说,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及其平权行动的企图是具有威胁性的,他没有讨论西班牙民族主义的霸权。哈泽尔巴赫担心,人口现实很可能会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推向不那么包容的政策。他认为,由于民族主义没有天然的限制,在困难时期,软民族主义很容易变得更加强硬。在对平权法案非常有力的抨击中,他呼吁政客们让市场来决定语言问题。

哈泽尔巴赫认为,斯特鲁贝尔声称加泰罗尼亚人有权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受到保护,免受整个西班牙官方语言(卡斯蒂利亚语)的压倒性影响,其实是想通过积极的方式削弱西班牙语的影响,支持加泰罗尼亚语的使用。因此,他认为,斯特鲁贝尔的立场看似慎重而温和,但隐含的假设似乎是种族本质主义。民族主义本身没有限制,只要没有进一步要求或主张至高无上的政治空间,它就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一种“软”民族主义,但谁也不能保证它会一直如此。正是在这种缺乏限制的情况下,所有民族主义都蕴含着危险的种子。他强调,斯特鲁贝尔为加泰罗尼亚的双语政策辩护,关心的是满足人们的合理期望,即能够在非单语的情况下选择他们在公共场合交流的语言。他希望这个期望可以得到满足,同时又不会陷入欧洲民族主义的老毛病。

来自谢菲尔德大学西班牙研究系的艾伦·叶茨(Alan Yates)教授是一名加泰罗尼亚语专家。他在所写的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民主和权力下放: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中处理了这个主题的一些细节,解释了基于巴塞罗那方言的加泰罗尼亚语和其他一些可以归为加泰罗尼亚语的方言之间的实际差异。他指出,右翼地方主义者抓住了加泰罗尼亚的加泰罗尼亚语与巴利阿里群岛和瓦伦西亚的加泰罗尼亚语之间的差异,并夸大了他们对西班牙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支持。对加泰罗尼亚语内部的分裂问题和采取的立场不应该忽视这样的背景。他还关注了最新加泰罗尼亚语立法中固有的困难。他提出的观点在社会语言学思想中很常见,即社会双语通常是社会单语主义的一个中转站。但他质疑主导语言(西班牙语)与从属语言(加泰罗尼亚语)的范式是否可以在加泰罗尼亚被逆转。他认为,1998年的《语言政策法案》与1983年的《语言政策法案》相比,更具争议性,更缺乏“共识”。 主要体现在在加泰罗尼亚各党派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他回顾了加泰罗尼亚语的标准化过程,并指出,在反加泰罗尼亚主义的氛围中,语言分裂正在被利用,以达到基本有利于右翼地方主义的政治目的,为西班牙中央集权主义服务。他还提到,斯特鲁贝尔对“民主和权力下放”的总体关注表明,在西班牙语框架内,政治对他的语言学关注点有多么重要。叶茨再次重申了“加泰罗尼亚语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原因……本质上是非语言的”的观点,并认为标准化将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加泰罗尼亚语与西班牙语语境中语言、民主和权力下放之间关系的敏感指标。

英国桑德兰大学社会与国际研究学院的大卫·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写了正常化:融合还是同化?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他关注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居住和工作的卡斯蒂利亚语“移民”的地位。他提醒我们,同化移民的政策不再被毫无疑问地接受。阿特金森指出,所谓的正常化是否应该对卡斯蒂利亚语社区的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设立最低要求,要求他们在私人领域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在公共领域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斯特鲁贝尔并没有完全明确他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然而,他的论点的总体基调,以及他坚持非本地加泰罗尼亚语变体的有效性和多元文化视角的含义似乎表明他确实赞同。阿特金森认为,正如斯特鲁贝尔所暗示的那样,新的正常化法律对加泰罗尼亚语来说是不够的。但是他也希望一些更激进的法律批评者应该考虑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最合适的目标可能是在增加双语因素的同时,结束卡斯蒂利亚社区的被动社会双语化现象,同时让第一语言卡斯蒂利亚语社区继续存在。这是提供稳定、公平和文化保护的唯一途径。

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来自阿斯顿大学阿斯顿商学院,他写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策略:加泰罗尼亚案例的考虑——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他提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巴塞罗那、马德里和瓦伦西亚最好埋葬它们之间的分歧,共同对抗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和文化,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其同化。针对斯特鲁贝尔的论文,史密斯还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支持加泰罗尼亚语的人感到不安全,西班牙语的支持者是否也感到不安全?加入欧盟显然是对西班牙语在欧洲大陆地位的提升。然而,这是有代价的。他认为,马德里不愿意承认加泰罗尼亚语作为加泰罗尼亚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原因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殖民式的态度”,还有一种保护西班牙语的愿望,因为这种语言也越来越脆弱。另外,他还提出,就像巴塞罗纳抵制马德里一样,是不是有些瓦伦西亚人对巴塞罗纳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是否看到了一种来自北方邻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Diarmait Mac Giolla Chríos教授也对斯特鲁贝尔的文章做出了回应。他在权力与身份的问题:对米克尔·斯特鲁贝尔的回应一文中讨论了加泰罗尼亚语国家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加泰罗尼亚政体之间缺乏的一致性。他认为,一个“后民族主义”的欧洲可能正在发展,在这个欧洲中,不同级别的政府和不同的联盟监督着不同的领土结构。他认为,多孔、重叠和灵活的边界可能有助于加泰罗尼亚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生存。他指出,在西班牙国家内,民主并没有下放给加泰罗尼亚人民,而是下放给了加泰罗尼亚人民居住的一系列行政单位,并且这种下放是不足的。加泰罗尼亚身份和加泰罗尼亚人民权力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为了避免与加泰罗尼亚身份有关的各种紧张关系成为更广泛和更严重的分裂,解决这一困境对加泰罗尼亚民族语言社区的未来至关重要。目前,加泰罗尼亚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领土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机构定义的。由于缺乏与其他自治社区的重要文化机构关系,从而确保加泰罗尼亚社会的完整性,权力下放带来的可能影响是让其民族认同内部的分裂更严重。而在语言上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加泰罗尼亚语作为北加泰罗尼亚的母系传播语言的丧失,以及方言差异化的增加,和加泰罗尼亚语言社区在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其他自治社区中的衰弱。简而言之,让加泰罗尼亚社会及其语言得以延续的一个条件,就是斯特鲁贝尔所说的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上身份的更大的融合。

  1. 简评

本书对于了解加泰罗尼亚语的历史和它在西班牙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地位、所存在的矛盾、未来的发展都很有帮助。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一直都没有停止,其大规模游行示威近期再次引起全球关注2023年9月19日,西班牙众议院以179票赞成、17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法令的初步改革。改革后的法令规定,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可作为该国议会共同的官方语言使用。这是加泰罗尼亚人和加泰罗尼亚语言赢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这个时候阅读本书似乎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参考文献

【1】Cooper, R.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Wright, S (2009) Language, Democracy, and Devolution in Catalonia.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3】Kymlicka, W.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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